胡博硯
一月十六號就要投票，這次有一百二十萬個首投族，這些人將主宰這場選戰的勝負。這些出生於二十世紀後最後一個十年的首投族們，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台灣呢？
首投族手持身分證，表達對政治的關心。（資料照，記者歐素美攝）
二十年前，我是一位大學生，1996年的總統大選，號稱是兩千年來的第一次（因為「四百年來第一次」的稱號已被唯一一次的省長大選給用掉了）。當時台灣經濟富庶，大學數量雖在擴張之中，但少子化的效應並未呈現，仍有高中生上不了大學。二十年之後，成立於上個世紀最後一年的興國管理學院董事會已改組更名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超過四十年歷史的永達技術學院停辦了，而台灣的研究生人數從1997年的三萬八千人至2010年達到二十萬人高峰，畢業的碩博士已超過一百二十萬人，學位貶值甚為清楚。
人數增多的不只是碩博士生，還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律師錄取人數達到每年千名，各種以前被社會認定為待遇優渥的行業，優勢不再。這樣環境的改變還不僅僅是人數而已。二十年前，檢察官仍有決定羈押的權限，而這個權限因為《司法院釋字第392解釋》回歸司法；二十年後一個不起眼的士兵死亡案件引起了全國性矚目，一舉廢除了軍事審判制度。儘管這二十年間，我們廢止了《違警罰法》、《檢肅流氓條例》等千年惡法，但是司法改革卻仍未見起色。
曾經的大學窄門大開，人人有書念，但學位卻嚴重貶值，成為隱憂。（資料照，記者廖雪茹攝）
1996年的江國慶案，無辜的江國慶成了媒體公審下的代罪羔羊，當初做成決定的國防部高官尚未付出應有的賠償代價，各公民團體所拯救的冤案當事人如邱和順、鄭性澤等人一如既往地關押在看守所中，等著司法年復一年還給他們公道的機會。但是遠雄案的大老闆卻逃脫了牢獄之災，司法中的階級性不言可喻。頂新案的無罪判決讓社會憤怒，卻也顯示出我們的《刑法》在處理這些案件上的侷限性。
二十年多年前民主化腳步起飛，進行多次修憲工程，其中，在基本國策強調了「多元族群生活」的重要性。然而，國家一手放任財團開發山林，一手利用《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規範，嚴格地限制原住民族生活，原住民的狩獵權並沒有受到保障，儘管這個議題一再地被重複提起，但從未得到重視。同樣的，性別平等也出現在憲法裡，但是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直到已面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時刻，卻連警察服儀規範可能有違性別平等相關法規都未能被正視。
台灣已到了面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時刻，卻連警察服儀規範可能有違性別平等相關法規都未能被正視。（資料照，左圖：記者廖耀東攝；右圖：記者姚岳宏攝）
經濟發展停滯，但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陳水扁的奇蹟已是歷史；高鐵通車，並沒有縮短城鄉差距，只是讓人口向北台灣移動。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是南與北；是貧與富；是藍與綠。
這就是我們給年輕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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