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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樂人類學》Benedict Anderson 和人類學

因為玫瑰會死,所以我們懂得愛…

林秀幸

第一時間聽到Benedict Anderson教授過世的消息,我直覺地在臉書上寫下了:

“When Prof. Anderson decided to use "community" as the thread of labyrinth to approach "Nationalism", the later obtains the richest meanings which we are continuing to dig out without end. “

以下是這句話的延伸,並以此追悼這位思想深沈又廣漠的哲人。

也許我該從Michael Herzfeld和Anderson的對話談起。Herzfeld在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是這樣開始談論Anderson的:Anderson 著名的 Imagined Community(想像的共同體) 之所以被大部分的人類學者和顏接受,是因為他認知到要理解民族主義,需要去問的是一連串為何和如何:人民為何(why)以及如何(how)回應民族主義?人們為何願意為一個抽象的形式效命?又為何能夠啟動「為國犧牲」這麼巨大的熱情?

有別於另一位人類學家Earnest Gellner,在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書由上而下地以西方的工業革命和現代性在空間的擴展來解釋民族主義,Anderson不僅意識到「人」作為主體在歷史中的位置, 並意欲探索人的精神結構是如何連結到這些深沈的情感?如果不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命題,如何可以犧牲? 因此Anderson 比Gellner追問了一個更為人類學的命題,有關民族出現前的文化根源(cultural root)。並且哲學式地指出:民族主義提供人民一個將個人的死亡轉化為集體不朽的途徑。

循著Herzfeld的提問,我重新進入了《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第一、二章。在這部分,Anderson透過追問精神結構的位移如何開啟民族主義的想像,他以人類學與哲學的思索,替這本書拉開序幕。我縝密地在這兩章搜尋那些可能觸動Herzfeld的隻字片語。雖然Anderson在此主要是透過西歐歷史上從文藝復興開始逐漸湧現的三個文化現象來說明認識論的悄悄位移,如何成為形塑民族主義的土壤:宗教共同體的式微,朝代正當性的消褪,以及時間理解方式的更易。然而敏感的學徒不僅要看到成品,還要嗅得到原料:那些掉落在不經意的角落、卻發出有意義音聲的隱微的、側擊的概念,這裡通常是蘊含豐饒想像之處。我也在Anderson的字裡行間,悄悄地勾勒出他的論述背後極為根本的結構,有關垂直和水平的,永恆和偶然的…….並且嘗試和他對話,引出他直覺到的、卻未加以全然發揮的community的其他面向。

以下引文出自吳叡人的翻譯版本

在導論裡他寫道:

「….為何今天他們(民族主義)能夠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

「情感的正當性」可以翻譯為本體論嗎?或是Natural will ?這個Tonnies用來形容community的字眼。或許是這樣的聯想,讓Anderson想到了哲學和「人類學的精神」。他說:

「依循著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做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他關注到一個關乎主體本身的指涉能力,用人類學的術語叫做:「在地觀點」。他接著說:

「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

是的,有關在地觀點,有關文化建構,沒有真偽,而是建構的過程如何回應人的本體論。

「民族於是夢想著成為自由的…衡量這個自由的尺度,與這個自由的象徵,就是主權國家。」

這個相對的「自由」說明,那個可能被認為「束縛」人的民族,可以是解放的。放在community的視野之下,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尺度的communities,都是協商自我和權力之作,一種自我創造的政治形式,在當時激發的動能……。而創作本身就是一個「解放」的過程。因此「民族主義是什麼?」的問題,必須放回到他所身處的權力與政治脈絡,以及歷史的那一刻的特殊性,加會「創作」動力的意義。(想像一下台灣民族的政治與權力脈絡,與歷史的這一刻!)

而這個新的政治共同體,Anderson認為「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

一個從向中心收束的宗教共同體解放出來的,是一個偏重同胞愛的平行關係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宗教共同體的政治面向,不是宗教,而是那個朝中心收束的權力。相對於這個向心的權力,民族帶有成員平行關係的友愛的意涵。在一個多元族群共生的民族共同體,這點尤其令人矚目。

經過哲學和人類學的宣稱,他帶領我們進入了這個建構的過程,雖然複雜,但是卻不離一個纏繞人類的命題:如何從面對面平行的關係,一個帶著即興、偶然的日常生活場域,到至高唯一中心的垂直整合,所可能引起的「物化」,又如何再一次從中心推回到「在地」的關係性。這是永恆的政治命題。

「民族主義的想像卻如此關切死亡與不朽,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像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他直覺民族主義和不朽與宗教的關連,但是Anderson對宗教的理解在這裡似乎只停留在「不朽」 。好像他到了宗教的門前,沒來得及推開大門領略裡面多面向的意義,只匆匆攜回不朽的門牌。也許他需要的是一個「人類學之推」,進入一個多神論的宇宙論,有助於對民族主義和宗教關連的理解。不僅不朽,還是一個多元象徵互動的宇宙論,一個和「社群」相互依存的文化建構。但是深具洞察力的他已經察覺到了「不朽」與「偶然」的對偶性。

「人會怎麼死常常看來是沒什麼規則的可循的,但所有人終究都不免一死,人的生命就充滿了這類必然與偶然的組合。」

本來屬於生死的命題:「不朽」和「偶然」,他卻極具洞見地在「中介者」─教士身上看到兩者的共存與互動。 「生死」的對立再現為生活中象徵與符碼的文化建構。

為了說明那個由拉丁文構築的廣袤的宗教共同體如何由那些位居地方的教士來媒介(想像一下「地方社群」),他說:

「雙語能力的知識階層經由媒介方言與拉丁文,同時也媒介了塵世與天堂。」

「教區教士是信眾和上帝之間的直接媒介。這種宇宙─普遍性原則與現世─特殊性原則的並立,意味著不管基督教世界可能有多廣闊,….事實上它是以種種殊異的面貌, 對不同地區共同體….,各自以這些共同體自身的形象而呈現出來的。」

如何媒介塵世與天堂?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開端,透過多元象徵共構一個文化體的過程,Anderson和我們都無緣親見歷史上的「地方教士」的文化展演。但是透過壁畫和彩繪玻璃,他作了一個歷史性的田野工作:宗教共同體對時間的理解─一種「共時性」的「彌賽亞時間」如何將「普遍」和「殊異」展現在壁畫上。透過基督宗教共同體的「在地實踐」,Anderson點出了這種永恆與瞬間,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被「在地展演」,一個媒介者必須兼顧的雙重面向。但是Anderson似乎沒有察覺到自己的人類學洞察力,只將這個觀察導向中世紀以前的宗教社群對「時間的理解」,作為後來的「空洞的、線性歷史記時」的對照。這一條「普遍」和「殊異」的在地展演的軸線,沒有被放入新的民族社群繼續發展。不過卻已經幫人類學開出一片待耕的豐沃園地。

相應於「不朽」的是「意義的定格」─有關「書寫」(拉丁文),而對應「偶然」的卻是日常的、瞬間的創作,屬於聲音的「口語」(方言)。書寫是固定的,而口語是隨地方而殊異的。前者有被抽象與物化的傾向,也擁有擴張領地的權力性格;後者是發揮「生命」與創作的絕佳展現。過去的「普遍性」與「永恆」由宗教共同體來體現,如果民族成了新的「永恆」與「書寫」,誰是「在地」與「口語」?誰又是新的媒介者?媒介了什麼?如何媒介新的「普遍」與「殊異」?

Anderson為了點出民族的「在地性」(相應於宗教共同體的「普遍性」),他用了「信仰的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faith)」來預示裂生為複數的民族:歐洲人透過對歐洲以外世界所進行的探險,與擴大的文化和地理的視野,理解到宗教的多樣性和相應的不同的領地管轄。除了預示宗教共同體的裂解,我卻看到這樣的「相對化經驗」卻也同時給了人們迴視周遭世界的機會,一個充滿著瞬間、偶然的生活的場域,也是他即將援引的小說和報紙的世界。他說:

「我們還能構想出什麼比這個更生動的世俗的,依歷史來記時的,想像的共同體的形象呢?……..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植根於日常生活當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而這就是現代民族的正字商標。」

Anderson論述到這裡,完成了他對民族國家出現前的文化根源的探討。雖然他在沿途播下各種值得深思的種子,有關「不朽」和「偶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對立、張力與在地展演。然而最後一哩路卻由報紙和小說所建構的生活世界來擔任民族國家出現前,歷史廊道的街景。植根於日常生活的新聞或小說,如何創造出的共同體信心?這裡面蘊含的「生活世界的偶然性」如何和「共同體信心」的「普遍性」共構,懸而未決……….或許應該說,他仁慈的直覺跨越了學科界線,幫人類學預定了新的想像方向。

他清楚地說:宗教將宿命轉化成生命的連續性,暗示不朽。而 十八世紀經歷啟蒙運動的的人們要如何經由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很少東西會比民族這個概念更適合達成這個使命。」對歷史學來說,這段陳述,是暫時的結語。但是對人類學來說, 不是結束,卻是開端…….

宿命透過共同體轉化為連續,但是偶然如何轉化為意義?如何和共同體的共存?

站在Anderson肩膀上,聰明的Michael Herzfeld,在Anderson的能與不能之間找到了人類學發揮的位置,也是他的成名作 Cultural Intimacy的主軸:一個看得到的文化形式(普遍性的、包覆性的、有稱號的,譬如民族)和隨時間消逝的文化感知、生活上的即興創作(偶然性、無名的),如何共存在我們本身的本體論裏,也隨時間、空間、不同的權力脈絡,作自我創作,展演出我們的行為,也建構出社會結構。

Herzfeld以人類學家的口吻說,縱然Anderson提了問題,但是因為他的探索並非根植於日常生活的細節,包括象徵、家庭、友情,共同的生活。他難以更有說服力地回應民族主義的力量何以可以如此深沈,也無力認知到每個民族主義的文化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樣的非難當做自我貢獻開展前的開場白)…… Herzfeld寫下他動人的詮釋:由上而下的視角,無法看到理想化與道德規約的集體性所具有的內在困窘,以及個人命定的哀傷帶悔(rueful)的自我認知,後者的文化親近性與內向知識所具有和集體性之間必然的矛盾。

Herzfeld 從這裡開始了他人類學的民族主義民族誌:一個同時具有「永恆性」的「人造物」和日常「瞬間性」所共構的本體論。人免不了一死,生命的有限催促著我們定格「認同物」。但是日常生活卻是難以物化,隨時充滿著偶然的脈絡性創作。這兩者不是一方壓迫一方的上與下,如後殖民的論述。而是共存在我們本身的存在,一個本體論的問題。永恆允諾了我們的「不朽」,我們將它賦予了「民族」。而我們每日的創作,卻不斷地推擠到人造物(民族)邊緣,顛覆它的永恆性,那個可能傾向物化的「認同物」(民族)得到了更新的機會。人的本體論是矛盾的開端,人也從矛盾處得到創造的動力。人造物的「民族」必然遭受實踐的主體,人的每日創作的顛覆和更新。因此,人民似乎為「民族」而戰,事實上是為那哀傷帶悔的自我既抗擷又連結的「認同物」與同胞愛而戰,人類從來不會為抽象物而犧牲。兩者互相支援也互相顛覆,形成了美麗而憂傷的圖案。但也互相地穿插共構,展演出文化的多元樣態,說明了民族國家並不在外面而在我們裡面。

這幅圖可以Herzfeld所揭示的字源學來闡明國家的變動和物化過程:state 的義大利文stato 是be 動詞的完成式分詞has been,因此「國家」是一個 從分詞變化而來的名詞。而stato又從另一個字衍生而來stare,即英文的stand,立足點。雖然每日是一個流動的過程,但是我們至少需要一個立足點。

因為歷史的「偶然」,民族扮演了「永恆」的載體,將不斷地接納「偶然」對他的顛覆和更新。展演者與媒介者不再是中世紀的「地方教士」,而是「公民」的我們,分屬不同屬性群體的我們 。這是一個連續、多層界線的不同的「永恆」與「偶然」的交叉互用 ,複數的群體與相應的複數的界線所形成的交互動力學。我們就是媒介者、展演者,運用分屬不同界線的象徵與歷史給的機會─偶然,我們進行每日的創作,挑戰過當的權力,形塑新的結構,是Herzfeld稱的社會詩意,構成民族國家的內部與外部動力學。

我悄悄地尾隨Anderson說:「很少東西會比『社群』這個概念更適合達成這個使命。」界線並不能被「排外」的意象所壟斷,而是一個為了協商自我、他者以及權力與文化的暫時的立足點the stare, the stand.

因為玫瑰會死,所以我們懂得愛………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 林秀幸:Benedict Anderson 和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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