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
伊朗女星塔賀里安（Sadaf Taherian）在自己的社群網站裡PO上取下頭巾的照片，遭到伊朗政府勒令停止電影工作。這個事件引發軒然大波，除伊朗政府的作為遭到西方諸多輿論抨擊外，塔賀里安甚至因此還離開伊朗，暫留杜拜。
伊朗女星塔賀里安在自己的社群PO上取下頭巾的照片，遭到伊朗政府勒令停止電影工作。（取自Sadaf Taherian/Instagram）
頭巾、及膝長袍、長褲是當代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的基本服飾，許多伊朗境內餐廳、商店都有標語提醒女性顧客注意服裝整齊。1979年革命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政之後，對於女性衣著有嚴格要求。不僅只有伊朗女性，連入境伊朗的外國女性也要比照辦理。對境外訪客而言，無論伊朗政府規定如何，外人入境隨俗理當如此。但對於當地女性而言，嚴格的服裝標準卻是難以對外解釋的事。
當西方女性形象成為人們心中的「普世價值」時，以一把西方的「尺」，來測量非西方世界各個層面的「長短」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儘管人們都知道這世界存在有各種社會面貌、民情風俗、國家規範，但衡量標準還是「西方那把尺」。深究塔賀里安事件的本質並沒有問題，她的確違反規定，當受到國內輿論壓力與法律懲處。至於境外輿論的批判，顯然以西方主流觀點出發，刻意選擇對伊朗的情況不去理解。聲援塔賀里安的伊朗人看似為數眾多，但在國內，必然還有更多伊朗人支持政府作法。
伊朗女性基本服飾的歷史沿革
女性服裝的頭巾與長袍，在20世紀之前的伊朗歷史之中，是否有嚴格規定不得而知，不過大致各個地區會有不同的規範。例如，都會女性較注重頭巾與長袍，但在鄉村，需要大量耕作勞動的女性未免妨礙工作就不見得需要。在西方價值觀西風東漸後，20世紀的伊朗巴勒維（Pahlavi）政府便推行「女性解下頭巾」政策，戴不戴頭巾於是成了爭議。
不僅伊朗女性，連入境伊朗的外國女性也須遵守服裝規範。對境外訪客而言，無論伊朗政府規定如何，外人入境隨俗理當如此。但對於當地女性而言，嚴格的服裝標準卻是難以對外解釋的事。（AFP）
幾年前英國牛津曾舉辦過一場關於頭巾議題的研討會，會議中部份較為年長的女性學者，提到過去巴勒維政府在推廣女性解下頭巾與長袍時，曾邀請一些地方上具聲望的女性來做政令宣傳廣告。其中一位學者說道，「她的祖母受到邀請，穿著歐美服飾、沒有頭巾與長袍，拍了政府的宣傳照。但其實祖母並不習慣如此，照片拍完了，回家之後還是繼續包頭巾與穿長袍。」在這條政令推廣期間，進入首都德黑蘭的女性都必須拿掉頭巾。換句話說，首都女性的穿著與其他地方大異其趣。現在若在網路上搜尋19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照片，就會發現跟歐美女性並沒有太大差異，第二任巴勒維國王妻女的服裝也都相當西化。
巴勒維的作法，起初伊朗女性並不習慣，即使人民漸漸對沒有頭巾與長袍的穿著習以為常，難以認同的人還是很多。1979年後，何梅尼又要求伊朗女性戴回頭巾與長袍時，再度掀起服裝抗爭，不過，各種政策都是如此，有人認同就有人反對。
19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穿著與歐美女性並沒有太大差異，圖為巴勒維國王兩任王后。圖右為第二任王后蘇瑞亞，左為第三任王后法拉赫。（維基共享）
撇開伊朗對女性穿著的規定是否為政府的權威展現、或是伊斯蘭信仰對於女性的壓迫的面向不談，簡單來說，服裝規範只是不同時代、不同政府領導人的不同政策罷了。巴勒維時期所推行的政策，何梅尼掌權後幾乎全部推翻。巴勒維要求女性穿著走向西化，何梅尼就刻意讓其伊斯蘭化。然而，巴勒維並未摧毀伊斯蘭傳統，何梅尼也沒有恢復什麼伊斯蘭特色，不過是兩個敵對新舊政權的愛恨情仇。
其實，伊朗女性對於頭巾的看法相當多元，經歷過60、70年代女性，認為頭巾與長袍沒有必要，而當代伊朗年輕女性，也有不少人認為頭巾與長袍具有重要性，伊朗境內的非穆斯林女性也有不同聲音。國際輿論對於塔賀里安事件的猛烈批判，排除了全球其他廣大伊朗女性的意見，只是刻意用「話語霸權」來打擊伊朗政府的形象罷了。這樣在伊朗國內微不足道的話題成為國際媒體砲火猛烈的箭靶，大概連伊朗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國際輿論的不友善
國際主流媒體對於伊朗女性頭巾失真的報導不勝枚舉。例如，2009年6月，伊朗總統選舉結束之後，部分民眾因不滿阿賀馬迪內賈德（Mahmood Ahmadinejad）連任，引發街頭抗爭。當時有媒體報導「不少伊朗女性在抗爭過程之中把頭巾拿掉露出頭髮，有些評論強調這是女性主義的力量在伊朗興起的現象。甚至還有學者強調2009年參與抗爭活動的女性人數，比起1979年革命的女性人數多上好幾倍。」報導同時配合一張伊朗女性戴著頭巾，露出頭髮的照片。
2009年6月，伊朗總統選舉結束之後，部分民眾因不滿阿賀馬迪內賈德（Mahmood Ahmadinejad）連任，引發街頭抗爭。當時有媒體報導「不少伊朗女性在抗爭過程之中把頭巾拿掉露出頭髮，有些評論強調這是女性主義的力量在伊朗興起的現象。甚至還有學者強調2009年參與抗爭活動的女性人數，比起1979年革命的女性人數多上好幾倍。」報導同時配合一張伊朗女性戴著頭巾，露出頭髮的照片。（AP）
有趣的是，伊朗女生戴頭巾就是這樣戴的：露出三分之一的頭髮、甚至一半，都是可以接受的。就算是在1979年革命之後對於頭巾的規矩特別嚴格，但也已經容許女性部分頭髮露出，頭巾樣式也很多元。此外，伊朗女性從來都不是被「囚禁」在家，1979年革命期間早有數不盡的女性走上街頭，硬要說是女性的力量，並不是2009年獨有。況且，也沒有任何標準可以連結女性力量跟頭巾的關係。這是國際媒體略帶惡意的小題大作，或是大驚小怪，對於沒造訪過伊朗的讀者對伊朗便留下了怪異印象，但相信對於有伊朗經驗的人而言，這樣的報導是完全失真。
伊朗女生戴頭巾露出三分之一的頭髮、甚至一半，都是法律允許的。就算是在1979年革命之後對於頭巾的規矩特別嚴格，但也已經容許女性部分頭髮露出，頭巾樣式也很多元。（EPA）
渲染出來的「原罪」
除了媒體對伊朗頭巾政策的有心操作，讓頭巾成為伊朗政府難以跳脫的「原罪」外，歐美國家出版許多伊朗籍女性作家作品，也帶有相同的用意，例如《在德黑蘭讀蘿莉塔》、《德黑蘭的囚徒》、《我在伊朗長大》這些作品中，作者書寫他們對於1979年革命前後時期的經驗，但多半相當負面。歐美國家藉由出版這類女性書寫伊朗的書籍，或多或少是刻意藉此來打擊伊朗的形象。其實，一定有許多女性作家對於1979年革命後有著正面觀點的寫作，可是這都遭到選擇性忽略，因為違反歐美對於伊朗的「政治正確」。
塔賀里安事件的確讓西方媒體達到批判伊朗的目的，然而，若要真正了解伊朗這個國家的面貌，就必須理解：1979年革命後伊朗政府對於女性的嚴格規範與整體社會的肅殺氣氛，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產物，而非普遍的現象。伊朗政府對於頭巾與長袍的規定，有其宗教沿革與社會歷史意涵，無法論斷是非好壞。
因為，這世界不只有單一的價值觀，頭巾拿掉，不代表從此進步開化，戴上頭巾也不表示女權停滯不前，社會習俗或政府規範，有其存在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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