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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頭巾不是伊朗政府的原罪

若要真正了解伊朗這個國家的面貌,就必須理解:1979年革命後伊朗政府對於女性的嚴格規範與整體社會的肅殺氣氛,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產物,而非普遍的現象。伊朗政府對於頭巾與長袍的規定,有其宗教沿革與社會歷史意涵,無法論斷是非好壞。

陳立樵

伊朗女星塔賀里安(Sadaf Taherian)在自己的社群網站裡PO上取下頭巾的照片,遭到伊朗政府勒令停止電影工作。這個事件引發軒然大波,除伊朗政府的作為遭到西方諸多輿論抨擊外,塔賀里安甚至因此還離開伊朗,暫留杜拜。

伊朗女星塔賀里安在自己的社群PO上取下頭巾的照片,遭到伊朗政府勒令停止電影工作。(取自Sadaf Taherian/Instagram)

頭巾、及膝長袍、長褲是當代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的基本服飾,許多伊朗境內餐廳、商店都有標語提醒女性顧客注意服裝整齊。1979年革命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政之後,對於女性衣著有嚴格要求。不僅只有伊朗女性,連入境伊朗的外國女性也要比照辦理。對境外訪客而言,無論伊朗政府規定如何,外人入境隨俗理當如此。但對於當地女性而言,嚴格的服裝標準卻是難以對外解釋的事。

當西方女性形象成為人們心中的「普世價值」時,以一把西方的「尺」,來測量非西方世界各個層面的「長短」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儘管人們都知道這世界存在有各種社會面貌、民情風俗、國家規範,但衡量標準還是「西方那把尺」。深究塔賀里安事件的本質並沒有問題,她的確違反規定,當受到國內輿論壓力與法律懲處。至於境外輿論的批判,顯然以西方主流觀點出發,刻意選擇對伊朗的情況不去理解。聲援塔賀里安的伊朗人看似為數眾多,但在國內,必然還有更多伊朗人支持政府作法。

伊朗女性基本服飾的歷史沿革

女性服裝的頭巾與長袍,在20世紀之前的伊朗歷史之中,是否有嚴格規定不得而知,不過大致各個地區會有不同的規範。例如,都會女性較注重頭巾與長袍,但在鄉村,需要大量耕作勞動的女性未免妨礙工作就不見得需要。在西方價值觀西風東漸後,20世紀的伊朗巴勒維(Pahlavi)政府便推行「女性解下頭巾」政策,戴不戴頭巾於是成了爭議。

不僅伊朗女性,連入境伊朗的外國女性也須遵守服裝規範。對境外訪客而言,無論伊朗政府規定如何,外人入境隨俗理當如此。但對於當地女性而言,嚴格的服裝標準卻是難以對外解釋的事。(AFP)

幾年前英國牛津曾舉辦過一場關於頭巾議題的研討會,會議中部份較為年長的女性學者,提到過去巴勒維政府在推廣女性解下頭巾與長袍時,曾邀請一些地方上具聲望的女性來做政令宣傳廣告。其中一位學者說道,「她的祖母受到邀請,穿著歐美服飾、沒有頭巾與長袍,拍了政府的宣傳照。但其實祖母並不習慣如此,照片拍完了,回家之後還是繼續包頭巾與穿長袍。」在這條政令推廣期間,進入首都德黑蘭的女性都必須拿掉頭巾。換句話說,首都女性的穿著與其他地方大異其趣。現在若在網路上搜尋19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照片,就會發現跟歐美女性並沒有太大差異,第二任巴勒維國王妻女的服裝也都相當西化。

巴勒維的作法,起初伊朗女性並不習慣,即使人民漸漸對沒有頭巾與長袍的穿著習以為常,難以認同的人還是很多。1979年後,何梅尼又要求伊朗女性戴回頭巾與長袍時,再度掀起服裝抗爭,不過,各種政策都是如此,有人認同就有人反對。

19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穿著與歐美女性並沒有太大差異,圖為巴勒維國王兩任王后。圖右為第二任王后蘇瑞亞,左為第三任王后法拉赫。(維基共享)

撇開伊朗對女性穿著的規定是否為政府的權威展現、或是伊斯蘭信仰對於女性的壓迫的面向不談,簡單來說,服裝規範只是不同時代、不同政府領導人的不同政策罷了。巴勒維時期所推行的政策,何梅尼掌權後幾乎全部推翻。巴勒維要求女性穿著走向西化,何梅尼就刻意讓其伊斯蘭化。然而,巴勒維並未摧毀伊斯蘭傳統,何梅尼也沒有恢復什麼伊斯蘭特色,不過是兩個敵對新舊政權的愛恨情仇。 

其實,伊朗女性對於頭巾的看法相當多元,經歷過60、70年代女性,認為頭巾與長袍沒有必要,而當代伊朗年輕女性,也有不少人認為頭巾與長袍具有重要性,伊朗境內的非穆斯林女性也有不同聲音。國際輿論對於塔賀里安事件的猛烈批判,排除了全球其他廣大伊朗女性的意見,只是刻意用「話語霸權」來打擊伊朗政府的形象罷了。這樣在伊朗國內微不足道的話題成為國際媒體砲火猛烈的箭靶,大概連伊朗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國際輿論的不友善

國際主流媒體對於伊朗女性頭巾失真的報導不勝枚舉。例如,2009年6月,伊朗總統選舉結束之後,部分民眾因不滿阿賀馬迪內賈德(Mahmood Ahmadinejad)連任,引發街頭抗爭。當時有媒體報導「不少伊朗女性在抗爭過程之中把頭巾拿掉露出頭髮,有些評論強調這是女性主義的力量在伊朗興起的現象。甚至還有學者強調2009年參與抗爭活動的女性人數,比起1979年革命的女性人數多上好幾倍。」報導同時配合一張伊朗女性戴著頭巾,露出頭髮的照片。

2009年6月,伊朗總統選舉結束之後,部分民眾因不滿阿賀馬迪內賈德(Mahmood Ahmadinejad)連任,引發街頭抗爭。當時有媒體報導「不少伊朗女性在抗爭過程之中把頭巾拿掉露出頭髮,有些評論強調這是女性主義的力量在伊朗興起的現象。甚至還有學者強調2009年參與抗爭活動的女性人數,比起1979年革命的女性人數多上好幾倍。」報導同時配合一張伊朗女性戴著頭巾,露出頭髮的照片。(AP)

有趣的是,伊朗女生戴頭巾就是這樣戴的:露出三分之一的頭髮、甚至一半,都是可以接受的。就算是在1979年革命之後對於頭巾的規矩特別嚴格,但也已經容許女性部分頭髮露出,頭巾樣式也很多元。此外,伊朗女性從來都不是被「囚禁」在家,1979年革命期間早有數不盡的女性走上街頭,硬要說是女性的力量,並不是2009年獨有。況且,也沒有任何標準可以連結女性力量跟頭巾的關係。這是國際媒體略帶惡意的小題大作,或是大驚小怪,對於沒造訪過伊朗的讀者對伊朗便留下了怪異印象,但相信對於有伊朗經驗的人而言,這樣的報導是完全失真。

伊朗女生戴頭巾露出三分之一的頭髮、甚至一半,都是法律允許的。就算是在1979年革命之後對於頭巾的規矩特別嚴格,但也已經容許女性部分頭髮露出,頭巾樣式也很多元。(EPA)

渲染出來的「原罪」

除了媒體對伊朗頭巾政策的有心操作,讓頭巾成為伊朗政府難以跳脫的「原罪」外,歐美國家出版許多伊朗籍女性作家作品,也帶有相同的用意,例如《在德黑蘭讀蘿莉塔》、《德黑蘭的囚徒》、《我在伊朗長大》這些作品中,作者書寫他們對於1979年革命前後時期的經驗,但多半相當負面。歐美國家藉由出版這類女性書寫伊朗的書籍,或多或少是刻意藉此來打擊伊朗的形象。其實,一定有許多女性作家對於1979年革命後有著正面觀點的寫作,可是這都遭到選擇性忽略,因為違反歐美對於伊朗的「政治正確」。

塔賀里安事件的確讓西方媒體達到批判伊朗的目的,然而,若要真正了解伊朗這個國家的面貌,就必須理解:1979年革命後伊朗政府對於女性的嚴格規範與整體社會的肅殺氣氛,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產物,而非普遍的現象。伊朗政府對於頭巾與長袍的規定,有其宗教沿革與社會歷史意涵,無法論斷是非好壞。

因為,這世界不只有單一的價值觀,頭巾拿掉,不代表從此進步開化,戴上頭巾也不表示女權停滯不前,社會習俗或政府規範,有其存在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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