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注而深情地和她／他的部落發展出長期的情誼，這是大家熟悉的人類學家和其研究對象的關係。從這個角度看，我實在是個太過「博愛」且「非典型」的人類學者，收在心頭的部落名字有一長串，而且有繼續增加的趨勢。當年離開數學所轉考人類學研究所失利，卻意外地促成了和原住民部落在其他場域的美麗相遇，使得我和部落的關係不是從「研究」起始，也因而種下了「不專情」的基因。取得人類學學位到暨大任教後，這幾年又開始不安份地部落趴趴走，而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參與了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活力部落」計畫。。
所謂的「活力部落」，是在原住民地區所施行的部落／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它的前身稱做「重點部落」，是原民會從民國95年至100年間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所推行的「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之主要內涵，101年起更名為「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迄今。民國98年，埔里在地的NGO團體「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簡稱原促會）首次承接重點部落計畫之全國專管中心與北區輔導團隊的工作，找我擔任期中／末評鑑委員，而後幾年隨著與原促會關係日深，參與這個計畫的面向也越來越廣。去年起我成為北區輔導團隊（原促會）的計畫主持人，並且兼任計畫中輔導桃園復興區兩個泰雅族部落的「陪伴顧問」，因而認識了本文的主角：嘎色鬧。
從嘎色鬧山俯瞰嘎色鬧下部落所在。（作者提供）
「不一樣」的部落意象與故事牆
位於桃園復興區的嘎色鬧（Ksunu）在行政區域上是奎輝村的七至九鄰。奎輝村共有五個部落--枕頭山、下奎輝、中奎輝、上奎輝及嘎色鬧，其中嘎色鬧是唯一經過奎輝村卻看不到的聚落，海拔七百到八百公尺之間，群山環繞、多雲多霧，因位居於最角落之處，就連同為復興區的泰雅族人，也未必知道有嘎色鬧這個部落。
在活力部落計畫的人員配置中，兩個最基本的成員是計畫主持人與部落營造員，而後者的角色又比前者更為關鍵。營造員是計畫中唯一領專任薪資的人，對外必須面對原民會、縣政府，和輔導團隊，處理非常多且繁瑣的文書與行政事務，對內則必須要協調有不同立場、觀點的族人與各個組織，是非常辛苦且需要耐心與毅力的職務。相對於專職的營造員，計畫主持人的參與程度則有相當的彈性，有些甚至只是掛名而已。嘎色鬧的哈告牧師是少見非常投入的計畫主持人，他和營造員星美是我在活力計畫中見過搭配最好的工作夥伴。
去年八月，我和原促會的同事一起到嘎色鬧做每個月例行的活力部落訪視，討論嘎色鬧下一年度所要提的計畫內容。
「老師，我們明年計畫中營造民族環境的部分，想要以蜻蜓作為嘎色鬧的部落意象。」星美說。
「蜻蜓？為什麼是蜻蜓？」我的腦海立刻出現許多問號。
「因為我們部落有很多種不同的蜻蜓。」牧師回答。
「就只是這樣？」我問，「可是，蜻蜓和泰雅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嘎色鬧部落入口處的蜻蜓意象。（作者提供）
牧師和星美一時也無法解答我的困惑，於是我請他們透過部落會議再和族人討論看看有沒有其他更有說服力的選擇。此外，計畫內容中還有一項是他們打算請一位近年來知名度頗高的年輕泰雅畫家在部落入口處繪製故事牆。我沈默了一會兒，忍不住又有不同的看法了：「我看過那個畫家的畫，挺好的，可是……你們要不要考慮自己動手畫？」
這幾年參與重點／活力部落計畫的經驗，讓我越來越害怕走進不同的部落時，看到的卻是一樣的設置，如入口意象、花台、故事牆，而內容也大同小異，不是狩獵、織布、穀倉、瞭望臺，就是穿著族服的巨大人形塑像。鄒族學者依憂樹．博伊哲努在立報上的一篇短文「反思部落文化意象」，非常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樣的現象：
原住民部落街角，經常是貼滿了各類文化圖像，商品廣告、環境佈置是其中主要物件。在多元繁雜的空間中，卻仍見許多鮮明的族群意象，菱形圖文、服飾、樂舞圖形、工藝、建築風格等等符號，被刻意地展示著。族人似乎要藉這樣的符號向外人宣稱，「我們是不一樣的一群」
然而，這些原本用來「代表自我族群」的「不一樣」卻變得越來越「一樣」，尤其是經過各種類似「活力部落」這樣的計畫塑模之後。依憂樹在文中還特別提到了觀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視覺休閒與消費成了族群互動的重要形式，特別是部落觀光活動興起之後，幾乎每一位來到部落的訪客，千篇一律都會渴望凝視或捕捉代表族群的『景點』」。我近幾年走訪許多部落的經驗也在在證實，這些「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已經內化成許多族人們對於自己部落應是什麼模樣的標準想像，而「我們這裡看起來不像原住民的部落」也成為族人對自己部落常見的負面評語。
因此，我並非對於牧師和星美所屬意的那位年輕泰雅畫家本人或其創作有意見，只是不希望重蹈覆轍。前幾年，曾有一個我所陪伴輔導的泰雅部落聘請這個畫家來繪製故事牆，完成後的成品美雖美矣，但我總覺得他的個人風格太強，以致於和部落生活有一種距離感，即使作品是在部落，感覺仍舊是屬於畫家本人而非在此生活的族人。再者，我可以預見會有越來越多的泰雅部落邀請這畫家來「負責」部落民族環境的營造，到時，豈不又是一場看起來都「一樣美」且「一樣泰雅」的惡夢？
一、二個月過後，牧師和星美告訴我他們部落會議的討論結果。故事牆的部分採納了我的建議，不假他人之手，由族人組成工班，自己來討論、繪製和施作；至於部落意象，還是決定用蜻蜓。這回牧師除了再次對我強調部落裡至少有七、八種以上的蜻蜓外，還提出了一個說法--族人認為可以用「蜻蜓點水」來比喻他們的祖先從原居地遷移到嘎色鬧部落的曲折歷程，途中經過幾個點「產卵」都沒有成功，一直到抵達了嘎色鬧才定居下來。
雖然心裡對於蜻蜓是否為合適的「部落意象」還是有些不確定，但部落會議的背書，加上以蜻蜓作為比喻來詮釋部落遷移歷程的說法暫時說服了我。不過，接下來的發展充分證明了「蜻蜓」的確是一個可以凝聚嘎色鬧族人的有力象徵。工班和隨機加入的族人們聚著討論材質、形式，然後一起動手施作，最後完成了十來支色彩繽紛的蜻蜓裝置意象，以及三個巨大的體驗管蜻蜓。
嘎色鬧族人製作蜻蜓意象的過程。（作者提供）
蜻蜓意象的製作，意外地成為這個小小部落裡的吸睛事件，也讓一些原本不清楚或是未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族人加入了討論，甚至實際動手參與。此外，因為這些繽紛的成品太討人喜歡，有上部落的族人向星美抗議，為什麼只有下部落有這些蜻蜓意象，他們也要。星美解釋，經費有限加上需要土地同意書才能施作，因此只能先在進入部落的道路兩旁以及入口的區域設置。商量後，上部落的族人決定自己解決經費與土地的相關問題，請工班也為上部落製作蜻蜓意象裝置。
嘎色鬧族人製作蜻蜓意象的過程。（作者提供）
故事牆的部分又是另一個引人入勝的過程。延續了之前製作蜻蜓意象的經驗與熱情，這次工班施作故事展版的步驟更加地細膩，從討論主題、繪製草圖、到線雕、上色、最後把展版裝上牆面，雖然不是很專業，甚至最後的成品還留著錯誤塗抹的痕跡，但卻樸實動人，且絕對是獨一無二的嘎色鬧風味。
嘎色鬧族人合力繪製、裝設故事看板的過程。（作者提供）
設置後經過村民建議再補強、修正與補漆，以及在故事版前開心合照。（作者提供）
工班總共協力完成了八個故事展版，每個展板都代表了一個他們討論後想要表達的重要主題，第一幅就是結合了「蜻蜓」的意象來描繪族人從原居地Kulu，一路找尋適合居住的家園，最後找到了獵物豐饒的嘎色鬧之「部落遷徙圖」。
嘎色鬧文化故事展版之一：部落遷移。（作者提供）
另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主題則是「換工」（sbayux），底下的子圖標明了過去族人三個最主要的換工場景：蓋房子（kbalay ngsal）、種稻（muhi pagay）、燒墾（mnayang）。
嘎色鬧文化故事展版之二：換工。（作者提供）
期中評鑑當天，我聽著哈告牧師向評鑑委員一一述說這些不同故事展版所要表達的意涵以及製作過程中族人的相關討論，深深感受到這些樸實的展版不只是為了要讓外來的訪客藉此瞭解「嘎色鬧」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族人合力創造出來的過去與現在之連結。
來開部落會議吧！
在原民會開始推動「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之前，由文建會所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其實已經進入了少數的原住民部落。然而，漢人和原住民族地區能夠運用同一套社造機制嗎？對此，張瑋琦在其有關花東一個阿美族部落社造歷程的碩論中，以一個引人深思的副標題：「一個想要變成社區的部落？」指出了這樣的質疑。民國95年，原民會由文建會手中接手原住民地區的部落/社區總體營造，顯然是有將原住民「社區」再變身回「部落」的意圖。然而，在過往中華民國的行政體制裡，都未以「族群」或「部落」作為基本單位，這樣的變身顯然會遭逢許多阻礙。因此，同年原民會特地訂立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並且在重點部落計畫中明訂，計畫案在開始之初，需召開「部落會議」討論，最後需有會議紀錄，才能將計畫送初審查。
當時擔任原民會主委的瓦歷斯貝林強調，部落會議的設置乃是要建立原住民共識平台，找回過去形成決策模式。然而經歷了不同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原住民社會中糾纏的新、舊傳統與歷史，難以用這樣一個立意良好，卻無充分配套以及法律力量支持的簡單設置即可解開。對於部落會議的相關爭議這裡不特別著墨（參考【原地發聲】第271集：部落會議位階與權限、功能在哪裡? ），至於我在重點/活力部落脈絡下的接觸經驗裡，有很多部落是為了提原民會計畫才「不得不」成立「部落會議」，然而實際召開時常常受到其他政治勢力，如村長、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挑戰。因為工具性太強爭議又高，不少的部落會議在重點或活力部落計畫結束後，也跟著煙消雲散。
不過，在嘎色鬧卻意外地讓我看到了部落會議極為正向的發展。星美其實是隔壁部落（上奎輝）的泰雅人，但因為嘎色鬧部落人少，適當的人才難尋，故牧師特地請她來幫忙擔任營造員。星美國小三年級就離開部落到外讀書，擔任過護士、世展會的社工，行政難不倒她，但不熟悉部落人際關係的她在第一年的計畫中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星美說，當時她動員了父母和嫁到嘎色鬧的阿姨，一起陪她拜訪族人，而要召開部落會議之前更是得要挨家挨戶發送開會通知，拜託大家來參加。所幸透過第一年星美和牧師倆人的努力，讓族人感受到部落不一樣了！第二年的部落會議，星美不需要再三催四請，而且族人發現對於嘎色鬧這個小部落來說，第一次有了可以討論屬於自己部落內之公共事務的平台，參加人數因而穩定成長。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的第一次部落會議中，有族人提出了部落一直很關心卻始終未受公部門重視的道路鋪設、以及示範公墓等相關議題。會議結束後，星美把部落會議的會議紀錄往鄉公所和縣政府送。第二次部落會議，復興區的區長以及一位陳姓議員列席參加，不僅回應了族人所提的公共議題，並且允諾另撥經費，支持嘎色鬧正在推行的蜻蜓意象設置。
嘎色鬧部落會議。（作者提供）
上上星期三（8/12）我到嘎色鬧做完每月例行的訪視後，為了參加預定在隔天晚上召開的第三次部落會議，特地在嘎色鬧多留了一天。在和星美、哈告牧師以及他的弟弟達告閒聊的過程中才發現，原來蜻蜓除了生態與作為遷徙象徵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它是這些和我年齡相仿的中生代嘎色鬧族人共同的兒時記憶。哈告和達告兩兄弟神彩飛揚地向我敘述，他們小時候如何比賽抓蜻蜓，如何在其尾巴綁一條線「溜」蜻蜓，「蜻蜓是我們的童玩」，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然後，從蜻蜓又聊到他們孩提時的「狩獵」。達告說嘎色鬧分校對面的那塊地過去種水稻，後來休耕後長滿了芒草，就成為孩子們的玩樂場以及抓竹雞、老鼠、伯勞鳥的狩獵場，他們可以在下課十分鐘衝出來放陷阱，之後下課實在跑出來檢查有沒有抓到獵物，然後老師還會用便當來和孩子們交換獵物。
我聽的目瞪口呆，望著那塊如今種了火龍果的果園，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他們口中的「狩獵場」，然後突然理解，原來蜻蜓也不只是蜻蜓，而是與族人記憶中熟悉且難忘的部落環境與身體經驗鑲嵌在一起的。在選擇「部落意象」時，嘎色鬧的族人沒有被所謂的「族群」文化所綁架，而是找到了「蜻蜓」--這個他們有著共同記憶，因此可以投注情感與意義的物，作為代表部落的象徵，之後在將其轉化為具體部落意象的過程中，又透過共同的討論與行動，賦予「蜻蜓」這個原本可能日漸從記憶中被淡忘的「物」新的詮釋與意義，使其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重要媒介。嘎色鬧以蜻蜓作為部落意象的過程，讓我重新思考什麼是文化，以及所謂的「傳統」和「文化」在當代部落營造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是我這些年來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過程中，常常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今年年底嘎色鬧三年期的活力部落計畫就結束了，牧師告訴我，明年開始，他們也不再申請勞動部的多元就業計畫，打算用自己的步調試著繼續推動部落的營造與觀光產業。不再有公部門計畫的經費奧援後，是否能持續地往前行，這對於部落來說是不小的挑戰，然而，因著這兩年活力部落所激發的部落「活力」與動能，他們有信心試著去接受這樣的挑戰。
嘎色鬧的故事未完待續，而在給予族人們最深切祝福的同時，我也期待自己在接下來的續集中，仍舊能有一個小小的位置。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芭樂人類學：蜻蜓、故事牆與部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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