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在〈菜市場政治學〉的前兩篇文章中提到國家權力與國家形成的概念，本文試圖延伸這兩個概念，討論統治者是如何使用國家暴力維持他的統治地位，並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威權統治經驗進行舉例說明。
就概念上來看，威權統治者通常將政治異議界定為「敵人」、「罪犯」與「病患」等三種身分，「敵人」是構成「罪犯」與「病患」的基本要素，「罪犯」則是組成「病患」的元素之一（如圖1）。
圖一，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敵人：一個內戰的觀點
反抗統治的極端形式是作為國家的「敵人」，並發動「內戰」挑戰統治者。反之，統治者若想支配社會，則需先消滅反抗統治的敵人。因此，社會學者傅柯認為，戰爭並不只發生在國境之間，也發生在國境之內，並展現在權力關係中支配與反抗支配的衝突上（鄭祖邦，2014：80）。傅柯指出，為了維護支配關係與社會秩序，「政治」便成為防止國內動亂的基本手段，因此「政治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汪宏倫，2014：12-13；鄭祖邦，2014：69-80）。
借用傅柯的觀點，如果將反抗威權統治的政治異議（視為「叛軍」）與統治者（視為「政府軍」）之間的關係，視為兩軍交戰，那麼可以想見，叛軍的理想是發動革命推翻統治者。在叛軍實力足以發動革命之前，只能想盡辦法藏匿在政府軍控制的領地，透過散播革命的理念爭取其他人的認同，以此儲備革命的能量，並靜待革命的時機。
另一方面，對政府軍而言，如何搜捕叛軍是一個統治上的難題，因為叛軍會試圖偽裝成公民，藉此增加政府軍辨識上的難度，躲過政府軍的搜捕。政府軍因此被迫要面對一個問題：該如何辨識叛軍？政府軍的難題可以借用表1說明。
表1，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決策的後果可能是成功地「綏靖」叛軍1，但也可能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予以「縱放」。政府軍倘若判斷錯誤，有可能傷及無辜而形成「冤錯假案」，如何形成「精準的判決」，成為政府軍必須面對的問題。
政治學者Kalyvas從政府軍的困境中2，指出兩種內戰中常出現的國家暴力形式為選擇性的暴力（selective violence）與無差別的暴力（indiscriminate violence），（2006: 142）。選擇性的暴力多以「行為」界定政府軍所要施暴的對象，在內戰中最常用的依據是「順服/合作與否」（Kalyvas, 2006: 26,173）。無差別的暴力多以「類別」界定政府軍所要施暴的對象，在內戰中最常用的類別是「地點」（Kalyvas, 2006:148）。也就是說，導致國家暴力差異的原因，在於政府軍有無足夠的資訊辨別叛軍，若無法辨認叛軍，則有可能在特定的地點使用無差別的暴力。
Kalyvas指出，不論政府軍使用哪一種暴力，其目的皆是為了散播「恐懼」（fear），恐嚇平民不得背叛，強制平民與政府軍合作（2006:23-26）。若對暴力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施暴是為了改變叛軍、政府軍與人民之間的均衡狀態，回溯特定人物過去的（不合作）行為進行相應的施暴，已達成前瞻性的效果，使他人因恐懼而不敢重複該特定人物過去的（不合作）行為（Kalyvas, 2006:27）。
除了恐懼（棍子）之外，還有其他誘因（胡蘿蔔），如內戰中因資源不足導致經濟上或安全上的需求，使被統治者需要受到保護或者獲取資源分配（如食物配給）（Kalyvas, 2006:114-115）。若被統治者願意與政府軍合作，長期的合作關係會使被統治者會產生「忠誠」（loyalty）而疏離叛軍，至此，政府軍才算真正「擁有」這塊領土與平民（Kalyvas, 2006: 128）。
1947年228事件是戰後台灣最接近內戰狀態的衝突，事件中國民黨軍曾使用「無差別的暴力」，如3月8日21師登陸基隆港時，曾對港岸進行無差別掃射，登陸後又在港邊濫捕濫殺，過程中不論槍口下的這些人是否曾經抵抗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國民黨軍亦有使用選擇性的暴力，系統性地迫害特定人士，如殺害台南律師湯德章、畫家陳澄波等曾經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台籍菁英。事件後國民黨軍又實施戒嚴，進行「清鄉」，迫使事件中以反抗國民黨政府的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逃到香港。國民黨政府回溯台籍菁英在事件中提出各項具有自治精神的訴求，針對性地懲罰他們試圖出面平息事端的行為。與此同時，施暴的效果也具有前瞻性，透過暴力的展演，讓台灣社會不敢公然重複事件中抵抗統治的行為。
1947年3月8日國民黨軍在基隆港無差別式的屠殺。
國民黨政府以武力為後盾，重新控制台灣，只不過1948年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來勢洶洶，國民黨政府的存續已然成為一個疑問。
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政府的撤退路線。
罪犯：一個以法統治（rule by law）的觀點
1949年國共內戰的情勢明朗，似乎要以國民黨敗亡而結束，因此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其下個支部、委員會等組織因此不斷擴張。但1950年6月韓戰爆發，台共與中共可以裡應外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可能性消逝，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庇護下存活下來。為了鞏固統治，國民黨政府必須再次「綏靖」台灣，緝捕台共組織成員。於是，國民黨政府同樣要面臨前述政府軍的困境，如表2。
表2，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只不過，這次的困境與內戰不同，「綏靖」不能直接訴諸暴力，而是必須「於法有據」，依據戒嚴體制與相關法令將鎮壓合法化，以法律「制裁」反抗統治的行為，使「敵人」成為威權政體下的「罪犯」。
Davenport將「國家鎮壓」分成兩種類型：對「公民自由的限制」以及「人身（格）侵犯」3（2007a: 2；2007b: 487）。國民黨政府在1950年代初期鎮壓共黨組織成員的手段，多採用「人身（格）侵犯」，以殺害與監禁的方式進行，使馬場町成為著名的刑場，綠島成為監禁政治犯的監獄之一。國民黨政府在整肅台灣社會內部的左翼勢力後，鎮壓方式逐漸減少「人身（格）的侵犯」，而越趨使用「公民自由的限制」，使國家鎮壓強度從1950年代之後就開始下降，威權統治越趨穩定4。此一趨勢與比較政治的研究成果相符。
Davenport比較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與軍事政體後指出，雖然傳統上認為馬列政體（Marxist-Leninist Regimes）鎮壓最烈，但一黨專政政體（馬列政體通常都是一黨專政）在「人身（格）侵犯」與「公民自由的限制」上的鎮壓程度是最低的（2007b:500）。因此一黨專政政體可能是在建立之初採行高強度的鎮壓，使日後可以減少強制力的使用，而偏向以限制公民權利的方式進行統治（Davenport, 2007b: 500）。此外，Davenport認為政體有無能力進行「引導管制」，影響了該政體的鎮壓強度，因此馬列政體鎮壓程度之所以最低，可能與該政體具有全面掌握社會的統治能力有關（2007b: 486）。
其他威權政體中「罪犯」的例子：1989年中國民眾蕭斌接受外媒訪問，他批評中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暴行。中共在攔截外媒的衛星訊號後得知此段訪問，通令全國發布通緝，在其他民眾的舉發下，蕭斌被捕，遭求刑十年。
相關新聞與補充說明：
2011年9月29日《中國時報》刊載一篇關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報導〈中將吳石匪諜身分曝光 破獲最大共諜案〉，居然輕信國防部保密局處長葉翔之的自述，離譜地寫下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相符的說法：「在葉翔之請命下，一場震動全台，本來不該留一個活口的共諜案，最後卻是喜劇收場，沒有一人遭槍決」。10月5日一位匿名的「倖存的台共」投書蘋果日報民意論壇，痛斥這樣的說法，且自白自己雖投身革命，但被捕後卻因為軟弱交出同志的名單，此後過著內疚而備受精神折磨的日子： 「回到家鄉經過輾轉打聽，我才知道同一小組的同志全部遭到槍斃，我內疚到想要自殺，數度徘徊於鐵路旁邊，但是因為懦弱與苟且偷生，始得活至今日來寫這篇文章。我想對葉祥之、谷正文之流的特務表示，當年為了革命，雙方已經進入作戰狀態。我們同志被殺無數（目前知道的數字在千人以上），但我可以了解你們為了保衛政權的殘酷手段，換做是我們革命成功，我也可能做出同樣殘酷的事情。只是，一場雙方交鋒的血戰，你們竟然用『喜劇』、『沒有一人遭到槍決』的荒謬說法來矇騙大眾，敢做不敢當，實在與你們在保密局的囂張模樣相差甚遠。我是一個早該死去的年邁之人，希望我的痛苦回憶，能夠為這段時代的悲劇留下一點可靠的痕跡。」 （刊載於蘋果日報民意論壇，2011/10/5，「葉翔之睜眼說瞎話」。）
換言之，國民黨政府來台初期為了建立國家統治機制、清剿共黨組織成員，而實行高強度的鎮壓。但1950年代以後之所以能夠減少「人身（格）侵犯」而日趨使用「公民自由的限制」，在於國民黨政府的統治能力已使戒嚴法等法律體制並非徒具形式，而是有能力執法，對社會進行「以法統治」（rule by law）。國民黨政府龐大的黨政官僚體系支撐了「以法統治」的支配方式，使統治者足以進行諸如政治參與的限制、集會結社自由的限制、言論自由的限制、出入境的限制、對外經貿的限制、藝文娛樂上的限制、出版的限制…等等。違反法令限制者，即使無意挑戰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也會受到相應的法律懲處，因此「罪犯」所涵蓋的對象是廣於「敵人」（如圖2）。此外，原有的「敵人」也從共產黨人往外擴張，擴及追求民主自由的黨外人士以及主張台獨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即使這三股勢力歧異甚大，各勢力內部也有分歧，但國民黨政府仍將之視為「三合一敵人」。
圖二，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不過「以法統治」有其極限，統治者即使透過官僚體制管制人民的身體，限制人民的行為，但還是可能有人持續抵抗統治。於是，比「以法統治」更為細緻的鎮壓方式，是將這些具有抵抗意志、無懼於罪刑加身的個人，視為需要治療的「病患」，摧毀他們據理力爭時展現在臉上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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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如何將政治異議者視為「病患」，而此種鎮壓方式又會產生何種效果，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做說明。
參考書目》
1. 鄭祖邦，2014，〈戰爭與社會理論：一種現代性的視角〉，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頁35-96。
2. 汪宏倫，2014，〈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頁1-34。
3. Kalyvas, Stathis. 2006.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Davenport, Christian. 2007a. “State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1-23.
5. Davenport, Christian. 2007b.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Tyrannica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44: 485-504.
相關文獻與連結》
．若對鎮壓如何產生作用感到興趣，請參考：Siegel, David. 2011. “When Does Repression Work?: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Politics 73（4）: 993-1010.
．錢鋼在《風傳媒》提出一個對1989年中共的觀察：〈錢鋼語象報告：「敵對勢力」在一九八九〉，可以作為威脅威權統治而被視為「敵人」的一個案例。錢鋼用「敵對勢力」在《人民日報》的出現頻率推測中共對內進行整肅的強度： http://www.storm.mg/article/23465
註腳》
1. 「綏靖」可以理解成「平亂」，任何足以壓制反抗的方法皆可視為綏靖的手段，諸如安撫、攏絡、收編、武力鎮壓、甚至挑撥離間，分化反抗陣營等，皆是綏靖的手段。
2. 在Kalyvas的研究中，政府軍與叛軍是兩個對等的行為者，因此Kalyvas對於政府軍施暴的原因與方式，亦可套用於叛軍那一方。本文是為了行文方便而以政府軍作為論述的主角，而非刻意製造「政府軍才會施暴」的印象。此外，這裡補充文中兩種暴力的歧異之處，以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選擇性暴力的施暴對象通常是個人為單位（personalized targeting），無差別暴力的施暴對象則是以集體為單位（collective targeting）（Kalyvas,2006:142）。
3. 「公民自由的限制」（civil liberties restrictions），是指以諸如法令限制等方式「管制引導」反抗的時機與地點（channeling opportunities）；「人身（格）侵犯」（personal integrity violations），則是指國家試圖透過諸如監禁、殺害等方式排除目標人物（eliminating actors）（Davenport,2007b: 487）。
4. 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戒嚴時期部分已知的槍決名單可供參考，槍決人數以1950年代為最多。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蘇慶軒 敵人、罪犯與病患（上）：國家暴力與威權統治下的三種鎮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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