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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997年主權移交的前夕,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六四慘案後,香港人本土抗共之意識日趨明顯。香港終於有人意識到中國為侵略者,而不是所謂的「祖國」。雖然大部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尚未敢像周蕾那樣,向中共之侵略直斥其非,但抗中保港的意識已深植香港人腦海。不過,部分左翼評論未有洞悉到中共的帝國主義侵略,反倒指經濟水平較高的香港人趁港中經濟融合之勢,到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

徐承恩

香港社會於彭定康時代急劇改變。六四慘案後,香港人本土抗共之意識日趨明顯。這種抗衡中共野蠻霸權之文化想像,縱要面對日趨猖狂的自我審查,卻仍可見於當時的文化產品。電視廣播公司於1992年播放《大時代》,被譽為「港劇之王」,當中的想像卻能反映香港人之自我觀感。

《大時代》的主角們,是象徵着香港的方家。劉松仁飾演方進新憑自力白手興家,並於1970年代打破英商壟斷,籌設華人股票交易所。這是對1970年代之集體想像:當時華資崛起,憑勞力享發展成果,並開始跟西方人平起平坐。

大時代

故事中的歹角,是方進新家傭之子丁蟹(鄭少秋飾)。此人脾氣差而喜用暴力,又愛以歪理為自己開脫,而這正是香港人對常訴諸中國國族主義的中共之印象。丁蟹先指方進新橫刀奪愛而把他打成白癡,之後又因方堅持提告而把他打死,然後潛逃臺灣。方家自此一貧如洗。

故事然後轉到1980年代。此時丁蟹的四個兒子成為隻手遮天的黑幫,值得留意的是當中有一位醫生和一位律師,也許是要暗諷投共的專業人士。他們將丁蟹接回香港後,雖然方家告上法庭令丁蟹入獄,但丁氏一族收買化驗所醫生,使他能以健康理由出獄。丁氏之後將方家滅門,唯獨由劉青雲飾演的方展博能倖存。這也許是暗示香港人於六四慘案後的倖存者情意結。

方展博之後逃亡到臺灣,在那裏他發現自己遺傳父親的投資本能,逐漸累積財富。在當時香港文化想像中,國民政府治下的臺灣為反共之標誌,也許這是暗指香港人的反共抗爭。(丁蟹雖亦潛逃臺灣,但他於當地得罪有權勢者,是以臺灣對這位中共之化身來說只是座大監牢。)

最終方展博與丁蟹於股壇上對決,丁氏一族於「大奇蹟日」破產,丁蟹的四位兒子不是跳樓自盡,就是被丁從天台擲下,唯獨丁蟹自己自殺不成,並再度被囚。這反映了香港人對時局之盼望:縱然中共強勢而橫蠻,但香港人昔日既能努力白手興家,今日亦能自力抗爭彰顯公義(馬傑偉 1996)。

要穿梭周旋於中、英這兩個侵略者之間,努力尋求自我的空間,而不要淪為英國殖民主義或中國威權主義的區區玩偶……香港必須建立自主性與獨立社會的觀念,來維持本身的繁榮發展。(周蕾 1995)

香港終於有人意識到中國為侵略者,而不是所謂的「祖國」。雖然大部分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人尚未敢像周蕾那樣,向中共之侵略直斥其非,但抗中保港的意識已深植香港人腦海。

不過,部分左翼評論未有洞悉到中共的帝國主義侵略,反倒指經濟水平較高的香港人趁港中經濟融合之勢,到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孔誥烽 1997b)。

當時到中國投資工作的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士,常將「北上掘金」掛在嘴邊,而在中國的香港人社群亦有「廣東香港化」之想像。香港商人因中國工資較低,而極權體系又不容勞工發起抗爭,便盡情利用廉價並無法議價的勞動力牟取暴利。他們得到中共政權縱容,公然違反勞工、消防和環保的法例,令港資工廠成為赤裸剝削中國勞工的血汗工廠。

在這些工廠裏工作的,多是在戶籍制度下缺乏法定保障的農民工,倘若是女工的話,亦要同時面對父權主義的壓逼(Pun 2005)。港資公司的東主及管理層在中國的香港人圈子延續香港生活模式,其實是藉經濟優勢建立文化霸權。

「香港明天會更好」

但是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這種現象,視為香港對中國的經濟殖民。我們不能忽略這些香港商人與中共政權之間的恩庇侍從關係。若然沒有政權首肯,沒有外資能獨力於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中生存,更遑論要剝削他人。香港商人與中共結盟,反對民主政制而支持中共之威權,中共才會縱容港商的種種惡行,並以優惠政策作為政治酬勞。港商得到之特權和暴利,是以犧牲普羅香港人的民主權利與自主權換來的。將「北進殖民」歸咎於香港整體,顯然是張冠李戴,是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錯誤論斷。

於開放改革後港中經濟融合中得益的,主要是有能力跨越國界投資的資產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工商專業人士。他們有的還是於1970年代末之後來港而不肯融入香港社會的中國移民(Siu 1996)。基層香港人非但未能受惠,還因為工業北移而加入失業大軍。單在1980年代,香港就已流失掉60萬個職位(Ngo and Lau 1996)。

雖然香港於1995年的失業率名義上只有3.5%,但開工不足的情況極為普遍,有研究指若考慮這一因素,香港的實際失業率應達13%(Chiu 1996)。雖然中產多不愁失業,但熱錢的流入卻令樓價攀升,單在1992至1993年度就升了三成。香港出現了一批既無資格申請公共房屋,但又負擔不起私人屋宇的「夾心階層」(So 1999)。而樓價非理性暴漲,亦令香港經濟隨時受到泡沫爆破之威脅。

「貧賤不能移」的香港民眾,是商共勾結合謀之中國帝國主義的受害人,絕非對中國進行所謂的「北進殖民」的加害者。

香港1997

不過,香港人經歷過持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令他們對上向社會流動存在幻想,對滴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深信不移,相信只要憑着個人努力,人人都可以成為生活無憂的中產。即使他們受到壓逼,亦因存在改善生活的盼望,而抱有保守的心態。呂大樂將這稱為「後衛政治」(Rearguard Politics)的心態:縱然他們心底希望能得享民主權利,卻又不肯為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付出太多(Lui 2003)。這又可從關於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民意調查中反映出來:支持改革的受訪者,只比反對者略多,而支持度亦時起時跌(Sing 2004)。

此時香港社會亦出現兩極分化之勢。資產階級與工商專業人士受惠於港中經濟融合,多相信經濟利益比政治權利重要,是親商派及媚共派政客的支持者。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傾向本土自治與民主政制的普羅民眾。在主權移交前夕,這群民主派的潛在支持者仍對上向流動及滴漏經濟存有顛倒夢想,亦因而未有作太大的反抗。不過,英國撤退後,這兩個活在同一個城邦內的平行時空,將因政治和經濟的劇變而碰撞,造成主權移交後的社會矛盾。

1997年6月30日下午,彭定康永遠地離開港督府,在英國國旗降下後,按傳統繞行三圈才依依不捨地離去。中國軍隊於晚上9時侵進香港,並佔據原先由英軍駐守的各大軍營。主權移交儀式於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進行,在各國政要見證下,會場中的英國國旗於凌晨12時前徐徐降下,而五星紅旗則在踏進7月1日那一刻升起。

儀式過後,英國首相貝里雅(Tony Blair)與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查理斯(Prince Charles)到啟德機場搭乘飛機返國。彭定康則從海路離開,踏上不列顛尼亞號(HMY Britannia)後,回頭用那哭紅了的雙眼回望香港。那夜下起滂沱大雨,似要為香港淪落為極權中國的殖民地而哀哭。香港市面有不少所謂「慶祝回歸」的活動,但參與的市民只是為慶祝而慶祝。他們對未來多持觀望態度,在這悲傷的夜晚,就只好今朝有酒今朝醉。

彭定康

民主派的立法局議員於晚上站在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除了少數民協成員,他們到12時就不再是香港人的代議士。他們向市民發表演說,矢言將會於1998年選舉後重返議會,繼續從事議會抗爭。而本為非法議會的「臨立會」,於12時後亦水鬼升城隍,將以前種種限制香港人自由與民權的決議變成正式的法律。原先已經局部民主化、局部去殖民化的香港,淪為被中共再殖民的威權主義殖民地。

但是易幟容易,要統治香港,卻遠比這個困難得多。在彭定康管治那近五年歲月,香港人已習慣了局部民主化且強調問責的政治。他們對政府的期望,比1980年代增加了不少(Lee 1999)。1997年7月1日開始執政的特區政府,其成立過程卻是一直在迴避民主問責。這個服膺威權主義的傀儡政權,能滿足到香港人與時並進的期望嗎?(待續)

本文節錄自《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1997年主權移交的前夕,香港是個怎麼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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