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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眼》對女童兇案的媒體敘事省思:借鏡日本秋葉原殺人案的學術討論

作為地理眼的編輯,很希望能在台灣輿論混亂的時候,給予什麼地理的觀點,但台灣學界對這類事件的相關討論大致上十分缺乏,我想,既然地理眼的精神之一,就是要揭穿主流媒體所不說的那一面,那麼我想透過以下借自日本學者的討論,儘管在脈絡上不能完全相容,但至少讓讀者們能有所思考,進而有長出自己一雙地理眼的可能。

萬宗綸(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研究生)

這幾日來,國小女童割喉命案在無論是大眾或社群媒體上,都吵得沸沸揚揚,如去年鄭捷在北捷上隨機殺人案一樣,台灣社會面臨類似事件時,很快地就將話題放置到死刑存廢之上,裡頭包括廢死方/反廢死方在內,沒有人真的在命案現場目睹一切,引用的凶案細節一部份來自龔嫌的供稱,按照去年鄭捷案時媒體亂報鄭捷弟弟在警局裡「不穿鞋子、舉止怪異」,實際上卻是把鞋子給了鄭捷穿的媒體敘事,我們還可以合理懷疑,殘酷兇殺案的媒體報導中,有一定程度是來自記者的敘事技巧以及街頭巷議,建立在這些極端凶案的相關敘事上討論死刑存廢,非但是一件古怪的事情,也可能會有實際的後續現象發生。

這幾日來,國小女童割喉命案在無論是大眾或社群媒體上,都吵得沸沸揚揚。(記者羅沛德攝)

台灣社會是這幾年才開始接連出現類似的隨機殺人案件(即兇手只是想殺人,並無特定目標),相較之下,對「無差別殺人」(indiscriminate killing)不陌生的日本,有較多的學術討論。我選擇東京大學文化研究學者内田隆三(Ryuzo Uchida)2014年討論「秋葉原殺人事件」文章中的討論1,來對照著台灣當下面對相似社會景像的反應,提供讀者另外一個觀看的視角,尤其是那些跟我一樣對媒體替龔嫌進行的各種心理分析感到怪異與不舒服的讀者。

「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於2008年6月8日的正中午,犯人為25歲的加藤智大,事件共造成7死10傷,這個案件很有名,至少台灣人應該對這七個字不會太陌生,既然維基百科有很詳細的描述,我就不在這邊冗述案發過程與後續判決。

台灣社會是這幾年才開始接連出現類似的隨機殺人案件,相較之下,對「無差別殺人」不陌生的日本,有較多的學術討論。(圖為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的路口,維基共享)

日本媒體對該案的敘述,跟台灣媒體對鄭捷案、女童案等的敘述,可以說是完全相反。内田隆三指出,即便日本大眾傳媒也討論了加藤的心理狀態與犯案動機,但基本上,日媒將矛頭指向加藤個人心智背後的社會因素,日媒批評新自由主義轉向的經濟政策,加藤本人到底為什麼殺人對於日媒生產批判敘述而言並不重要,雖然日媒的確提供了有關加藤的資訊,但卻不是媒體敘事的主要焦點,加藤只是成為「假的焦點」,日本社會生產出大量相關的社會經濟討論,但討論所立基的案件事實到底是真是假反而乏人問津。(請耐心看下去,我並非要說日媒將焦點放在社會經濟背景較為正確或優越)

這些討論像是這樣:儘管GDP在上升,但是人民對生活的滿意度卻在下降。人們對彼此愈來愈冷漠,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有兩個──已開發經濟體在成熟過程的必然;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不平等。

内田隆三把日本近二十年來社會的變化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產業結構以及聘雇系統的變化,導致經濟分化的問題,像是低收入人口逐漸增加,這樣的背景被與人們的不滿意與不自在相連在一起;第二階段是日本社會展開一場「聖戰」,要把社會中那些令人不適的、骯髒的和外來的元素給淨化,像是基於公共衛生邏輯的社會正義興起(譬如「掃除窮困」這種說法),這時候開始,社會的不滿與不自在開始邁向「同質一致」,任何人都可能被標記為要掃除的目標,社會要邁向均等的過程,便要標示出那些「界外值」;第三階段則是在消費文化影響下,人們透過消費讓身體舒適以追求個人愉悅,但追求的仍然是一致的身體,不滿與不自在可以透過消費來消除,大家都可能成為廣告上使用那產品的「樣板人物」;最後,隨著人口結構和家庭組成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開始分化,譬如有些人就是生活中處處被排擠、家庭教育又有「問題」(請想想鄭捷案當時對家庭教育的討論),生活中的不滿足與冷漠來自於生活方式的養成。

日本社會近二十年來的轉變過程,改繪自内田隆三的論文圖說,基本上是從經濟的差異開始,中間歷經兩個追求社會同質的過程,最後又回到生活方式的差異化。

秋葉原殺人案件爆發後,日媒幾乎都把案發的解釋聚焦在第一階段,也就是,是經濟形式讓加藤去殺人,因為加藤是服務於TOYOTA車廠的派遣工,面臨被資遣的危機,而派遣工的大量出現,是因為近年來隨著全球市場不斷增強的競爭,以及資通訊科技的進步,使得日本公司在經營手段上有所改革,日本政府也改採取去管制的政策措施。接踵而來的,就是青年的工作短缺和兼職缺的上升。

内田隆三要說的是,儘管日媒對加藤的報導看起來難以捉摸,但其實都不脫日本社會變化的四階段論述。日媒對加藤有一些心理上的分析,主要聚焦在他的生命史,但仔細推敲就會發現,這些生命史的選擇多半就是一些陳腔濫調的故事,簡單來說,就是要敘述加藤為一個對自己生活不滿足的人,而很多生活方式儘管看起來再不相干,也會被與加藤的不滿足相連結。

日媒也關注加藤「工作制服」不見的事情,大概像是這樣:因為加藤發現自己的工作制服不見,認為自己將遭到解雇,而痛下殺手。即便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日媒的敘事中,仍然隱約隱喻著社會淨化的過程,他們要將加藤說成工作場所中的一個「古怪他者」,把加藤說成日本社會的不潔元素,是依循著經濟分化而產生的敘事思維。還有像是日媒認為加藤常常到秋葉原這種年輕消費空間,就表示他需要透過消費來化解他的不滿足。

日媒認為加藤常常到秋葉原這種年輕消費空間,就表示他需要透過消費來化解他的不滿足。(路透)

内田隆三的重點是,這些日本媒體從頭到尾要講的都只是經濟很差、人們很慘,堆疊出來的敘事,造成後現代主義者布希亞說的「社會性之死」,我們開始只能透過一堆又一堆的符號來經驗彼此,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互動已然被媒體生產出來的敘事取代,他花了一些篇幅在談這些日媒的報導,在邏輯上根本和加藤的自述相互矛盾,加藤犯下案件的原因可能與媒體說的相距甚遠,甚至根本與經濟狀況無關,類似的事情,也就是中產家庭出生的鄭捷殺人,可以說是追求經濟生活導致的教養疏忽或失去人生方向;失業階級出來的龔嫌,則又可以說是失去經濟生活導致的困窘,你要怎麼說都通。但最後日本上下,乃至於法院的判決都跟著媒體輿論在走,媒體的興趣卻反而其實不在於解釋加藤犯案的過程,而只是要取悅它的讀者們,那些有閒情逸致讀新聞分析的、那些生活較穩定的人,媒體這樣敘事,是要讓他們能夠透過這些有關經濟不平等的一連串悲劇敘事,來體驗到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相較之下,對自己的未來掌握得多了,好險自己沒那麼悲慘。

回到台灣,上面對日媒的討論有很大程度也適用,像是要把犯案者描述為精神異常,狀態極度不佳,窮困潦倒、生活無目標,甚至列點式的說哪些條件的人容易犯案,儘管台灣媒體關注報導的不是兇嫌多找不到工作,而是兇嫌有多可惡與異常,但或許我們的確可以思考,後面的邏輯是否相通?又,内田隆三所討論的方式,要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在死刑議題上跳針的台媒,還有現在貌似開始轉向討論如何預防犯罪的敘事,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在玩弄著我們?參與在新媒體、社群媒體敘事走向的你我,又可能怎麼讓「社會性之死」不要發生,是真的要討論社會安全網的強化,而不是去製造另外一種因媒體敘事而生的「獵巫」?尤其是將那些因經濟不平等而受害的人,敘述的多麼悲慘與不堪(近日開始出現),這種「第一線社工直擊」式的敘說,又有多大程度是在創造另外一種「社會性之死」?創造另外一種「自我實現預言」2?

註解》

1. 原論文請見Uchida, R. (2014). Cases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nd Society: Toward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urvatur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3(1), 4-20.

2. 「自我實現預言」是社會心理學的辭彙,簡單來說,是指社會群體先入為主的某些判斷,無論其正確與否,可能或多或少的影響到該對象的行為,以至於這個判斷最後真的實現。相似的案例是英國殖民者將馬來人敘說為「懶惰」,加上華人持續對馬來人有此刻板印象,使得最後部分馬來人內化這樣的說法,認為自己是「懶惰」的群體,也表現出「懶惰」的行為。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地理眼GeogDaily:編輯室報告/對女童兇案的媒體敘事省思:借鏡日本秋葉原殺人案的學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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