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硯
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拋出要利用監視器抓違規停車之構想，遭到議員及里長反譏搶錢後，指出，「法律是服務人，而不是人去服務法律」，如果因為一個條文而限制後續動作，不做任何改善，這種人根本「腦袋裝大便」。此說法一出引起軒然大波。
柯文哲拋出要利用監視器抓違規停車之構想，遭到議員及里長反譏搶錢後，如果因為一個條文而限制後續動作，不做任何改善，這種人根本「腦袋裝大便」。（記者方賓照攝）
公共場所是否有隱私?
事實上，隱私權的保障不管是在公共場所或者是在私人場所都存在，就像你不會喜歡在路上遇到不熟的朋友，劈頭就問你要去哪裡一樣。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89號的解釋理由書就清楚說明，「尤以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
不過，公共場所中，隱私權之保障必然不會與私人場所相同，這也是絕對的。畢竟，走在路上，就有可能被認出來。
現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記者蔡孟尚攝）
所謂「基本權利」，有個前提是「基本權利是先存在再討論要不要限制以及如何限制」，所以我們是先擁有隱私權，再討論如何限制。我們要不要犧牲所謂的「不被國家錄影的權利，來換取大眾停車的秩序」。在憲法上則另有「比例原則」。有句流傳已久的法諺:「不能以大砲打小鳥」。當然很多人也會認為，「拿大砲打小鳥又會怎樣呢?」橫豎都是一死，小鳥被槍打死跟被炮打死，又有何不同?不過別忘了，我們在這裡的大砲指的是「國家的侵害」，這樣的侵害必須要與它追求的公共利益達成一定的平衡。所以《刑事訴訟法》上也才會有所謂的「沒有不計代價的發現真實」。
法律在規範政府與人民上的不同意義
在政府面向來說，法律是用來規範政府的行為。對於人民權利的侵害就必須以法律來規範，不能說沒有法律規定政府就可以做。反之，在人民的面向上，沒有法律禁止的行為就可以從事。依憲法規定，只有「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的情況，且合於上述比例原則的要求下，才能限制人民的權利。
台北市政府對於錄影監視系統的使用，訂有明確的規範，《台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錄影監視系統之設置，應以維護公共安全、社會秩序、犯罪預防及偵查為目的，並兼顧人民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 錄影監視系統之主要攝影方向，應以公共場所為主，不得針對特定私人處所設置」。並非沒有法律規定，而是已經規定不得亂用。而「不得亂用」的最大目的就在於「保護人民受憲法保障的隱私權」。
台北市政府對於錄影監視系統的使用，並非沒有法律規定，而是已經規定不得亂用。「不得亂用」的最大目的就在於「保護人民受憲法保障的隱私權」。（資料照，記者劉彥甫攝）
交通秩序固然是多數人追求的價值，也是大多數選民感受最直接的政績，地方首長為求表現，將維護公共秩序無限上綱，不去追究問題的癥結並加以解決，反而用最投機的方法抄捷徑求表現，實不足取。此例一開，將為政府合法侵害人民權利留下惡例，還請柯市長務必三思。
台灣做為一個民主社會，還有更高的價值需要捍衛，這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不該有任何妥協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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