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4月24日，華光社區面臨二度強拆。警察前日突襲封街，並擴大封鎖區至80米寬，遠超過待拆範圍。23日深夜，幾名抗爭者攀上圍籬試圖接近待拆建物，秩序一度混亂。大安分局長張傳忠崩潰大吼「我已經忍耐到極限啦！」後下令大舉捕人，警方隨即抓走8人並重新架設封鎖線。
學生想向待拆房屋獻花致意，卻遭持盾警陣大力推開。（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24日清晨，封鎖區東側一女子向待拆房屋獻花致意卻遭持盾警陣大力推開，再度引發混亂。警方將3人拖進封鎖區、強架至封鎖區西側壓制，該處群眾見狀大吼「放人」。群情激憤中警方又抓走數人，最終共計14人被捕，事後另額外移送1人。檢察官將5人以「妨害公務罪」起訴、5人處勞動服務緩起訴、5人不起訴。兩年後，法官在本月初判5名被告拘役50天。
本案主要爭點有三。
其一：被告因政府迫遷華光居民而抗爭，係公民不得已之抵抗，不是為了犯罪。
其二：警方未獲法院許可逕以《警執法》為理由封街，但該法係約束警察之用，不能做為授權依據，所謂「公務」其實非法。
其三：被告至多呼口號、攀爬圍籬，未與警員肢體衝突，且衝突地點距待拆房屋逾50米，實難構成妨害公務。
檢警作為從頭到尾全是場鬧劇。（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檢警作為從頭到尾全是場鬧劇。3起混亂有兩起本可避免，警方卻主動挑起衝突。有人因罵三字經被捕、有人因喊「張分局長，請你放人」被捕，有電影系學生因拍攝分局長崩潰畫面被捕；甚至有人只因髮型肖似一名爬圍籬者導致警方認錯，就被拘留14小時。警方在現場主張抗爭者違反集遊法，逮人後又以「送辦社會秩序維護法」恫嚇，事後卻以刑法妨害公務罪移送。足見：抓人是當下任意決定、高度隨機且缺乏正當性的，但罪名與理由卻是事後補上的。
如此情境在社運場合並非新鮮事。比起公權力執行者，警察往往更像穿著制服的暴力組織。當時另有一名男子因為曾在過去抗爭中與警方衝突，當天被特別盯上，並在第二波混亂中被警察拖入陣型毆打、壓制。所幸一位記者立即進入封鎖區採訪他並錄影，警方自知理虧才將他釋放，成為事件中唯一被捕但未被移送的人。當時我就站在他旁邊、被一名便衣限制行動，然而便衣行為卻是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4條的。
檢方迴避較切合脈絡的集會遊行法，改以妨害公務起訴抗爭者，更是惡例。（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檢方迴避較切合脈絡的集會遊行法，改以妨害公務起訴抗爭者，更是惡例。妨害公務通常發生在對公務員隱匿造假、撕毀罰單、不服臨檢、持械抗拒等事件，其公務正當性無可質疑，被告亦多出於自利行為，無涉公共利益。本案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檢察官構框為妨害公務而非社會運動，爭點迷失在警民衝突的動作細節中，事件原委、被告動機、警方執法正當性、公共利益等課題都被忽視。倘若法官不夠明理，很容易被錯誤框架誤導。
國家偽裝成私人、公法遁入私法，是行政權逃避監督制衡的拿手絕招。關廠工人案歷歷在目，華光社區迫遷奠基於國家告人民的「民事」訴訟，亦復如此。然而執行公權力時國家又搖身變成裁判——就像那句電影台詞：「球證、旁證、主辦、協辦都是我的人，你怎麼跟我鬥？」是啊，人民如何與國家機器鬥？最諷刺的是：本案中指揮警察、辦理偵訴的法務部，恰恰就是迫遷華光社區居民的民事訴訟當事人。
5名被告將扛起沈重標語，從華光社區金華街事發地點徒步至法院遞交上訴狀。（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迫遷非公務，抗爭不是罪。本週五適逢事件兩週年，5名被告將扛起沈重標語，從華光社區金華街事發地點徒步至法院遞交上訴狀。如果國家忘記自己是為人民而建立，如果司法忘記自己是為公理而存在，人民就有義務去提醒它們——即便過程滿身傷痕。
（台大研究生、華光反迫遷抗爭案被移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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