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
「三一八占領運動」轉眼到了一周年。此刻對於這場運動有各式各樣的分析和總結。但對筆者而言，「三一八」帶來最重要的改變是對於「兩岸關係定位思路」的根本性改變。
「對著『九二共識』造反」，是三一八運動發出最強烈的訊息之一。這裡所稱的「九二共識」，不管是馬英九陣營界定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者是辜振甫所說的：兩岸政府在1992年針對政治定位問題達成的一項「相互諒解」。不論採哪一種，它們產生過程都是一樣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上層菁英之間各自論述、交互博奕之後，在缺乏或者根本不允許台灣公民普遍參與情況下就逕自達成了「共識」，台灣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於焉決定。
作者認為，「三一八」帶來最重要的改變是對於「兩岸關係定位思路」的根本性改變。 （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馬英九政府稱為「 九二共識」的那一段歷史醞釀於1980年代後期，在1992年確定。當時台灣仍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百分之百壟斷了兩岸關係和國家定位的詮釋權力。此時儘管現實上「反攻大陸」已經不可能。但「統一」這樣的教條仍然虛幻卻頑強地存在。「要不要統一」、「為什麼要統一」這種問題，至少在主流政治的廟堂之上，是不容一般公民提問的。
到了2000年，馬英九的重要策士蘇起將這段歷史以「九二共識」來概括。儘管當時國民黨已經在野，但思考和建構「九二共識」的依據和材料，仍然很單一地來自國民黨在威權時期執政的積累，一般公民社會同樣沒有機會插上嘴。
事實上，過去二十年間「九二共識」被過度堅持，乃至於「教條化」所帶來的最壞的影響，是讓台灣政治菁英面對兩岸問題時陷入一種「公式化」的思考：不論藍綠或自詡中間派的政治菁英，人人都堅信面對中國共產黨，必然有一句「通關密語」，只要找到它、和中共「喬」好了、然後說出來，就能夠和共產黨建立良好的關係，然後再憑著這樣的關係，回頭向台灣社會展示自己有與中共交往的能耐，以換取選票支持。
蘇起（圖）日前表示，九二共識雖不是萬靈丹，但起碼現在是大陸和其他國家同意的共識，是可以行得通的詮釋。民進黨如果不接受九二共識，就要提出更好的詮釋兩岸關係看法。（記者陳志曲攝）
至於台灣公民社會怎麼看待這樣的「通關密語」？認不認同這一套政治論述（口號）揭示的國家方向？政治菁英們恐怕不覺得重要，反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長久以來，台灣的政治菁英就這樣依照一套相同的思路，汲汲營營地想去創造一套「中共能接受」的論述：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這樣成型， 一部分綠營人士的「憲法各表」也是如此。還有一批人拋出「兩岸大一中」和「合組不完整的國際法人」 何嘗不是這般？更不要提「超越九二共識，兩岸走向政治談判」這種不知今夕何夕的讓人驚嚇到不行的倡議。上頭的各種主張儘管各色各樣，但卻都忘了一項最重要的事實：任何的政治論述，如果脫離它想代表的群眾太遠，那就只會是沙灘上的城堡。而更嚴重的後果是由於「接不接受某種政治主張」是由北京說了算，這無疑是讓中南海成了台灣內部政治競爭最重要的裁決者。
「三一八佔領運動」表面上起於馬英九政府指揮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讓《兩岸服貿協議》強渡關山，抗議者進一步要求「兩岸商簽協議法制化」。但更深一層來看，如果現今連商簽個別協議的透明度和一般公民可參與的程度都讓人如此不滿，那麼根本性界定兩岸關係的論述，又怎麼可能放任少數台灣政治菁英和中共高層關著門「大喬特喬」，而廣大公民只有聽之任之的份？
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所謂「民進黨（距離總統）最後一哩路」事實上是個假議題。如果要說民進黨必須像國民黨一樣創造出一個如同「九二共識」的通關密語，才有可能安撫中共而得到執政的機會。那筆者現在就可以論斷，這「最後一哩路」根本是幻覺。因為沒有人能夠想像民進黨可以創造出一個至少和「九二共識」一樣能被中共接納的「通關密語」，同時還能夠繼續保有並擴大支持群體。因為在兩岸紅、藍、綠的政治光譜分布上，民進黨本來就和共產黨各據一端，而民進黨的位置不是民進黨領導層想站哪裡就站哪裡，而是由支持它的選民所決定。
在兩岸政治光譜分布上，民進黨本來就和共產黨各據一端，而民進黨的位置不是民進黨領導層想站哪裡就站哪裡，而是由支持它的選民所決定。圖為民進黨舉行華山會議，討論「如何處理九二共識」。（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更何況在去年九合一選舉之後，國台辦也調整了對「九二共識」的詮釋口徑，開始強調「九二共識的『核心』是一個中國原則」。這樣強調「核心」，明顯地就是向「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傾斜。這已經嚴重侵蝕了國民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足根基。一塊連國民黨都幾乎要站不腳的地方，民進黨要想在這上頭安身立命，無疑是緣木求魚。
筆者認為對台灣及民進黨都有益的策略，是政治菁英先放下「最後一哩路」這種思路，改變過去二十年思考兩岸關係的習慣。以往的做法，是先和中共取得某種「共識」，再據此向台灣人民爭取選票；但筆者的主張是先就兩岸關係探求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最大程度的獲取台灣內部的共識，然後再開始和中國共產黨周旋、博奕。
簡單地說，兩種思路的差別在於：台灣的政治人物究竟應該先取得對手（中共）的授命（mandate），回頭加諸台灣人民；或者應該反過來，先取得人民的授命，再轉身面向北京？
馬英九在2012年的連任之役以強打九二共識而成功，似乎證明了第一種途徑是有效的。但眼前卻也有一個血淋淋的反證：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近日接受「聯合報」的訪問，談對三一八周年的評論時說：「大陸方面與國民黨具代表性人物或階層接觸交往，是入島必經的過程，太陽花學運將提早結束這一個階層『中介作用』，未來大陸也將淡化與這一階層的關係，直接與台灣基層民眾接觸。」
劉國深短短幾句話就顯露了中共看待「權力」有多麼現實。回想2005年以來，「連爺爺」、「吳爺爺」在中國大陸受到多少尊榮禮遇，「跨海峽政商集團」獲得了多少實質利益。然而「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一旦中共發現給泛藍的禮遇只會壞事，這個集團的新生代不僅無法贏得選舉，甚而根本是慘敗時，就會毫不留情地與之切割。
如果沒有太陽花運動，能夠逼使中共後退反省對台政策嗎？這一場「廣大公民」對「寡頭密室」的政治鬥爭，結果是誰向誰臣服？政治領袖應該向哪裡追求合法性（legitimacy），還不夠清楚嗎？
1992年台灣的公民對自己的政治定位和前途沒有太多發言權。但今天的台灣已經蛻變成一個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在這樣的國度裡，所有公共政策無一不該放在陽光下，牽涉到兩千三百萬人未來的國家定位和問題，難道不是最應該攤開來討論的公共政策？如果硬要以二十多年前在威權環境下形成的「共識」來強逼今天台灣的全體公民接受，否則就得承受「地動山搖」的恐嚇，豈不是視過去二十年的民主化進程和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價值為無物？
三一八占領運動發出的訊息很清楚，台灣政治菁英必須翻轉威權時代的思維，放下「創造歷史」、「擘劃未來」這種封建菁英心態。認清唯有爭取台灣人民授權，才有和中共周旋的籌碼。所謂「台灣共識」也應該在這個脈絡下論述，才有意義。事實上，也只有做得到這件事的台灣政治領袖，才會被中共看做必須認真看待的對手；否則，也不過就是一顆統戰棋子，此刻的國民黨，應該感受特別深刻才是。
（資深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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