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為服貿協議爭議所引發的太陽花學運，對台灣政局已造成深邃影響，柯文哲效應以及九合一選舉即為鮮明之例證。然後，此一學運的爆發並非獨立的偶發事件，而是有其特殊的政經條件與時空背景。
就行動者的思想啟蒙而言，這些青年學子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進黨執政時期所建構的新的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體系當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的認知並不特別被突顯出來，而是鑲嵌在新的政治文化當中。從價值的塑造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過程，可以解釋民進黨與太陽花學運之間的微妙關係。
這樣的社會價值逐步發酵於台灣近年來的公民社會運動當中，同時也孕育了新的社會集體意識。新的社會集體意識，強調政治的本質不應該是政黨惡鬥或意識形態的衝突對立，取而代之的是溝通協調與多元包容。資源的合理分配與社會的和諧尤為重要，因此「經濟發展」取代了傳統的「經濟成長」思維，關注弱勢群體的經濟社會人權以及公平正義成為重要的價值理念。
重要的是，這樣的新的社會集體意識已經完全取代舊的典範。舊的社會集體意識在政治上強調威權統治的合法性，並強調經濟成長的價值勝過一切，因此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民主、人權與環保是可以被犧牲或妥協的。這種舊典範卻與新興的公民意識格格不入，尤其公民社會與新社會集體意識的支持者多為中間選民、中產階級、青年學生。這也說明太陽花學運的群眾基礎與理論土壤。
學運的爆發並非獨立的偶發事件，而是有其特殊的政經條件與時空背景。（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這樣的社會集體意識遇到現階段台灣政治的矛盾結構以及全球化下的資源分配衝突時，遂成為太陽花學運的引爆點。由於藍綠長期對抗、馬政府的執政能力備受質疑，以及莫名出現的馬王政爭，使得台灣政局陷入政府失能與政黨政治失靈的狀態。當兩岸簽署服貿協議後，執政黨在欠缺政策溝通的背景下，意圖在立法院強行通過此一法案，更加引發學生以佔領、癱瘓立法院發動所謂「公民不服從」的社會運動，強調「程序正義」成了太陽花學運早期的政治訴求。
此外，在生產要素快速移動之下，經濟全球化雖造就經濟行為者更大的效用（生產者）與更多的選擇（消費者），卻也應財富過度集中於資本家與跨國企業手中，也同時造成了貧富兩極化與中產階級清貧化的現象，這是西方資本主義中發生「佔領華爾街」的由來，也是年輕人走向街頭追求財富重分配的動力。
深入來看，兩岸在2008年以來雖簽署多項協議，雖使得兩岸經貿關係與社會文化交流更加緊密，但是在雨露均霑的政經邏輯下，同時興起了遊走兩岸的權貴資本家，這些巨賈買辦不僅掠奪、剝削了屬於兩岸人民的經濟紅利，更加大了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與青年的相對剝奪感，由於執政黨無力改善青年的就業與薪資結構低迷的問題，簽署服貿協議更加引起社會弱勢族群與學生疑慮，著重「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成了太陽花的學運的經濟社會訴求。
遊走兩岸的權貴資本家不僅掠奪、剝削了屬於兩岸人民的經濟紅利，更加大了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與青年的相對剝奪感。（資料照，記者彭顯鈞攝）
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對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都造成深刻的影響。對於台灣政局而言，太陽花學運除了深化、豐富了公民社會運動的內涵，同時也促成柯文哲現象的崛起，並造成九合一選舉的後果。
對於兩岸關係而言，一方面使得台灣朝野認知大陸政策接受民意建議監督的重要，這不僅是兩岸監督條例出台的背景，更是朱立倫參選國民黨主席聲明中指出「失靈的市場經濟與失能的政治體系導致執政黨必須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兩岸交流和平互利本是民眾所期待的，但因分配的扭曲，特權的疑慮，加上少數台商回台後的惡劣行徑，加深了人民對我們的不滿」的反省；以及蔡英文「三個堅持」中大陸政策應「多元、透明開放與公平正義的訴求」理念的深層意義。
對於北京而言，也正確認識到現階段兩岸關係的若干問題，關鍵在於兩岸交流的紅利為少數權貴壟斷的事實，為了讓利益歸台灣人民所有，遂有「三中一青」此一政策的提出，不論效果如何，至少意味開始關注台灣的弱勢族群與青年的感受。
黑格爾説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説都出現兩次。馬克思更補充説，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喜劇出現。歷史的規律真是如此，倘若可從太陽花學運之中反省當下兩岸關係與台灣政局存在的若干問題，那麼即便以悲劇開始終將以喜劇謝幕。
（民進黨前中國事務部副主任），本文部分刊載於廈門海峽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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