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開講》中國對台策略「質變」,「曲線進入」買台灣!

◎新一

長期以來,中國對台採「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併吞手法,台灣人民對此應不陌生。然而,過往的「以商逼政」亦或「以經促統」等說法,某種程度是指涉當年台資受到中國改革開放所釋出的廉價勞工,到後來覬覦所謂的「中國廣大市場」,而一路向西挺進的台資。隨著台資西進中國,兩國之間的貿易分工與經濟互賴逐步深化;因此,中國便可順理成章地使出「以商逼政」亦或「以經促統」,並表現在中國對台辦與中國台商各種挺藍手法,甚至指派王雪紅或郭台銘之流,粗暴地恐嚇台灣選民。

中國過去常使出「以商逼政」亦或「以經促統」對付台灣,並指派王雪紅或郭台銘(右)之流,粗暴地恐嚇台灣選民。(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中國過去常使出「以商逼政」亦或「以經促統」對付台灣,並指派王雪紅或郭台銘(右)之流,粗暴地恐嚇台灣選民。(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回望1990年代,為了緩住早年的西進潮,1992年的《就業服務法》讓引進廉價「外籍勞工」政策依法有據,滿足台灣資本家高喊缺工,實則缺廉價勞工之渴求,希冀以此政策,挽留台灣資本家躍動西進的心。然而,台灣資本西進的躁動,依舊難以舒緩,因此,便開始有1994年大張旗鼓的「南向政策」,企圖以「南向」引導「西進」潮的方向尾隨。又兩年後的1996年,李登輝總統便使出「戒急用忍」之招,以政策力阻資本一路向西潮。於是,台灣資本便以取道第三地的「曲線進入」的方式,繼續完成挺進中國的夢想。根據1999年筆者在香港調查的資料,當時在香港註冊的台灣「紙上公司」(paper company)—以香港為名義註冊地,但實際在中國設廠投資的台資公司,將近三千家之譜。

隨著阿扁執政,對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更弦易張,改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之策,造成台資挺進中國速度拉大,讓台灣總體製造業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從2000年的12.2%,飆漲到47.%。雖然,到了鬼島共業馬邦伯執政,此一比率已經突破50%,但已不見阿扁任內那種增幅了,也因為如此,鬼島共業馬邦伯總是說如果這是掛勾互賴,是阿扁任內的問題。

馬英九(右)任內的「門打開,阮顧厝」的政策轉向問題,不只是兩岸經濟貿易的互賴,而是中經綁台政手段的一種「質變」。(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馬英九(右)任內的「門打開,阮顧厝」的政策轉向問題,不只是兩岸經濟貿易的互賴,而是中經綁台政手段的一種「質變」。(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事實上,鬼島罪人馬邦伯此說有其道理;但,馬邦伯任內的「門打開,阮顧厝」的政策轉向問題,不只是兩岸經濟貿易的互賴,而是中經綁台政手段的一種「質變」。儘管,服貿、貨貿、自經區等向中國開放的政策被擋下來,但中資卻反過來以「曲線進入」模式挺進台灣—利用第三地、亦或第三人的方式進入台灣。換言之,鬼島罪人馬邦伯任內,造成「曲線進入」的方向掉轉,讓原本由台資向中國的方向,變成中資曲線入台的「質變」。例如,最近在台灣媒體追捧下的中國資本家馬雲,早在2008年即取道新加坡名義的公司進入台灣,且馬政府竟是七年之後方知。

早年,學者吳介民曾經發現台資在中國廣東的時候,並非聚集於「特區」,反倒透由各種「關係」取得更優惠的條件,而將投資佈局在「特區」之外的城市,如東莞等城市。換言之,「特區」可以作為一種將小心翼翼地外國資本圈限在可控範圍的手法,但中國官場式的「關係」文化與貪腐底蘊,硬是讓利用特區的空間設限為控管約束之可能破功。同樣的,「曲線進入」的質變,讓台灣對中資的設限形同作廢;因此,儘管服貿、貨貿、跟自經區等向中國開門的政策仍舊卡關,但中國依舊可以透由「曲線進入」實行「買下台灣」的戰略。

最近在台灣媒體追捧下的中國資本家馬雲,早在2008年即取道新加坡名義的公司進入台灣,且馬政府竟是七年之後方知。(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最近在台灣媒體追捧下的中國資本家馬雲,早在2008年即取道新加坡名義的公司進入台灣,且馬政府竟是七年之後方知。(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此一「曲線進入」模式的「質變」,讓台灣民間雖然言之鑿鑿地指稱哪間公司行號、產業、房地產或碼頭,早已變成中資,但令人驚慌的是,政府跟民間卻沒有具體資料佐證,此種流傳於民間的言之鑿鑿,是以訛傳訛,亦或內幕真相的爆卦。因此,「曲線進入」的U Turn,造成中經綁台政的「質變」現象,便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

首先,儘管從兩岸貿易依賴度看來,阿扁任內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讓讓中台兩國經濟互賴不斷深化,但鬼島共業中國國民黨的馬邦伯任內造成的「質變」現象,卻不會表現在傳統中台兩國進出口貿易的量上。因此,中國對台灣的經濟綁架,並利用經濟干預政治的力道,也從過往的間接透由鬼島資本家為政治槓桿,變成有了直接干預介入的可能。換言之,「以商逼政」、「以經促統」所表現出的間接干預,已不足以形容中國對台灣的經濟綁架與政治干預,畢竟鬼島共業馬邦伯任內造成的質變,讓中國得以有「直接買下」此一省事跟省心的手段囉。

於是,令人狐疑的問題便是,當中國在罪人馬邦伯任內,對台灣的政經影響干預,從間接變成直接的當口,為何中國對於中國國民黨推不出總統候選人,且2016有政治崩盤之虞,卻變得更低調旁觀呢?是中國國民黨朱立倫跟中共早有默契,2020才是主戰場嗎?果若如此,那看似棄守2016的作為,又是有何盤算呢?這值得吾人深思。

中國曲線進入台灣的「買下台灣」,究竟買了哪些?買了哪裡?諸如此類的相關資料,則首先必須全數「透明與開放」。正在推動「開放政府」的民進黨執政縣市,則必須率先讓「中國購買台灣」的清單曝光。(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中國曲線進入台灣的「買下台灣」,究竟買了哪些?買了哪裡?諸如此類的相關資料,則首先必須全數「透明與開放」。正在推動「開放政府」的民進黨執政縣市,則必須率先讓「中國購買台灣」的清單曝光。(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再者,正當中共政治性官員對台轉趨低調之際,中國的資本家卻變得大張旗鼓,大手筆地提供台灣青年100億創業基金,宛如「買下台灣青年」之壯志豪語。換言之,質變後「曲線進入」的「買下台灣」之舉,必然是中國對付台灣的主要旋律之一。如果,台灣社會正夯的「開放政府」概念的核心之一,便是政府資料的透明與公開;那面對鬼島共業馬邦伯任內中國曲線進入台灣的「買下台灣」,究竟買了哪些?買了哪裡?諸如此類的相關資料,則首先必須全數「透明與開放」。正在推動「開放政府」的民進黨執政縣市,則必須率先讓「中國購買台灣」的清單曝光。

(原文經作者同意轉貼自極光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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