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政府為了加強對校園的掌控而在各級學校派駐教官，其職責不外乎監控與審查學生及教職員的思想、言論和行為，以國家安全、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為名行侵害教學自主、校園自治之實。
其行為完全不受校園規範之束縛，時常恣意、甚至與警察和國家特務等機關合作逮捕所謂的政治犯與思想犯，受害者往往在課堂上被直接帶走，且再也沒有回到學校。當時，教官的存在讓許多師生感到恐懼而不敢暢所欲言，也因此大大傷害了校園作為教育場域的功能。
解嚴後的今天，教官早已褪去了政府情治人員的色彩，其功能也與過去有不小的轉變。對於教官在現代校園中的角色、權力分際與可取代性等議題歷來爭論不斷，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教官的「軍人」身分與本質從未改變。
相信你我都知道，「服從」是軍人所遵從的重要原則，軍中強調長官與下屬的關係，上級的命令不論合不合理都該接受，絲毫沒有爭辯的餘地，因為再不合理的要求都會被正當化為磨練。
「服從」是軍人所遵從的重要原則，軍中強調長官與下屬的關係，上級的命令不論合不合理都該接受，絲毫沒有爭辯的餘地，因為再不合理的要求都會被正當化為磨練。但，現代民主社會中的中學教育該是什麼樣子呢？（資料照，記者蔡文居攝）
但，現代民主社會中的中學教育該是什麼樣子呢？教育該強調的是異質與多元性，訓練學生批判與思辨的能力，甚至，民主教育的本質即是「不服從」：學生不該輕易的接受或滿足於任何既存的、主流權威告訴你的敘述或觀點，而是該懷著好奇心，以審慎的觀察和思考做出獨立而理性的選擇。
很明顯的，軍人與教育的本質與服膺的價值都位處於光譜的兩端，而今我們卻將這一端的軍人置於遠在另一端的教育場域中，難道不是一種錯置，難道不會不適當，不會因而使得教育所欲達成的目標更加難以達成嗎？
有人會質疑：即便教官在本質上與教育如此不同，於實務上教官的存在還是對校園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吧？
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分析現今教官在校園中的工作職掌。除了上軍訓課外，教官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大類：行政雜務的處理和校園秩序與安全的維護。前者的內容在各個學校中大致相同，像是管理出缺勤、辦理各種活動、宣導種種規範與政策等等。而後者的實質內容則因各校校風不同而有不小的差異。
在校風保守威權的校園中（特別是私立學校），教官往往擁有極大的權力，不僅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學生行為規範制定權，更常常恣意地斥責、處罰「不守規矩」、「特立獨行」的學生，而因其具行為規範與處罰方式極大之決策權或取得校方管理政策默許，其「維護秩序」之手段常能不受校內規範拘束，也時常有過當、不當之情況發生。而對於校風較開放、較注重法治的校園中，教官的角色較近似於警察，於學生明確違反行為規範時加以勸導或處分。當然，教官也時常肩負校園內巡查與緊急狀況排除等校安相關的事務。
對於校風較開放、較注重法治的校園中，教官的角色較近似於警察，於學生明確違反行為規範時加以勸導或處分。當然，教官也時常肩負校園內巡查與緊急狀況排除等校安相關的事務。（城鄉局提供）
顯然教官的日常勤務極為繁雜，然而我們的疑問是：這些工作真的都非得由軍人來做不可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日常的行政工作任何教師、職員都有能力處理，維護校園安全的工作能交給警衛。
至於爭議性最大的學生管教，我們認為不僅能由合格教師取代，甚至由教師與輔導人員全權負責此工作對學生的教育效果更好也更為正當。分析教官相較於老師與輔導人員在管教偏差行為上有何優勢，一般會認為教官較兇的特質能讓學生容易服從。然而，如同先前所述，就教育的本質、價值來看，以威勢服人並非教育者該採取的手段，導正偏差行為應可回歸專業的教育及輔導。進一步言，若校方在處理違規行為時能依循法治之諸原則，那麼校規的執行與議處由教官或教師來處理並無二異。
至於軍訓課的部分，此課程的存廢並非本文討論範圍，若課程續行，那我們認為應當讓教官回歸專業任課教師的身分，使其僅需承擔其專業範圍內之國防/軍訓課程之教授。
綜合以上之討論，我們發現除了軍訓課程教授外，其餘現行教官之職責皆可由其他的教育專業人員取代，又因本文先前論述過的教官與教育本質的牴觸，我們認為讓教官退出校園的行政與管教工作，轉型為軍訓課程之專任教師，並補進專業教育工作者以接手工作空缺。
（台中一中高二學生，經作者同意轉貼自舉手發言 Hands Up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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